生物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基因编辑技术，使人类充当“上帝”的角色，成为自身的造物主，具有“设计生命”和“人的再造”的能力，但这一技术革命却带来了对人类尊严的存在论根基的严重挑战，引发了最深刻的伦理学新问题。当代自由主义优生学者提出，人类能够以“玩弄上帝”的方式去改变和重新创造人类自身，而这一再创造的存在论后果却是一个悖谬：人类在获得极度自由的同时，却摧毁了人之为人的尊严的根基，从而彻底失去生命存在的自由本性。按照康德的教诲，尊严是人之为人的最高伦理价值，尊严并不仅仅是出于个体自主性的“权利”和“自尊”，而是出于普遍道德自主性之上的“责任”和“敬重”，人的自由本性的道德自律才是人的尊严和崇高所在。后形而上学思想家进一步发展了康德的尊严观点，在他者和公共性维度上提出一种建立在承认、交互性和交往共同体基础之上的新尊严理论。面对生物技术的滥用和人类尊严受到的挑战，伦理学需要保卫和重建尊严概念，在“自由者的共在关系”中寻求尊严的基础和规范性的力量，从开放的“我们”推演出对“未来人”的责任。

生物技术的革命重新定义了“人的生命”，挑战了传统哲学关于人是什么的思考，康德“人是目的”命题面临着困难和挑战，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尊严理论如何容纳新的伦理身份，证成非理性存在者的道德地位成为伦理学面临的新问题。伍德在康德义务论伦理学框架内，通过对人性公式的价值论重构，打破了“人格”和“物”的二元对立，在理性中心主义观念下完成“人是目的”到“物是目的”的拓展论证，最后推出“非理性存在者的道德地位”和“动物直接义务论”。但伍德的价值论重构和拓展论证，却以取消“人格化原则”为代价，造成了人性和人格性的分离，弱化了责任者的道德主体地位。其实，在康德那里，“人是目的”是一个“道德命令式”，并不依赖于价值论的基础，自由和尊严首先是一种“义务”，而不是“价值”和“权利”。我们要坚守人之为人的尊严根基和人的自由本性，坚持一种“责任者”的观点，基于义务的建构论去构建和扩大伦理关切的视界，捍卫“非理性人的尊严”和证成一种“强”的动物间接义务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