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阁时期两个”民族地区“的研究文本−许烺光的《祖荫下》与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其所呈现的研究特点、研究方法与知识关怀，对于当前的民族研究仍旧有着借鉴意义。在20世纪40年代，无论是当地人自身还是外来研究者，都没有按照今天的民族分类来认识周边的社会世界，因此，在研究文本中，“民族”是缺失的，可见的是对社会整体性的关注，以及对具有普遍社会科学意义的理论的追寻。建国后，随着民族识别的完成与民族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民族”亦成为了学术研究中的概念框架。此后的民族学研究，出现了一些内在的困境，近年来，关于更新民族学知识体系的呼声也日益强烈。民族研究，应当被纳入中国整体性的叙述，对民族地区“整体社会”的关照，当是民族研究的应有之义。

民族问题，实则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内部群体与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政学的相关论述中，提炼出“建制”“安民”两个关键词，由此梳理边政学者关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及如何在此背景下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思考。“建制”即将边疆地区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中，建立起有效的行政制度；“安民”意味着边疆民心安定，文化向化，并形成对于国家的认同。这两项任务的核心，均在于把握边疆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平衡。从“建制”“安民”的角度，可以将对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理解推向更为深入的层面，并可为民族问题的比较研究提供框架。

现代性使地方被卷入到更大范围的全球体系之中，个体也被注入了更大的能动性，在此基础上，族群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复杂，族群认同也在实践过程中被不断重塑。国家与市场可以被视为现代性最主要的力量，它们介入地方社会，地方社会则在精英的带领下与其形成“共谋”，进而重新塑造当地的族群认同。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两个个案，呈现了现代性语境下族群认同的消弭与建构过程。这两个个案虽然看似导向了不同的结果，但事实上，都是地方社会与国家、与市场互动的产物，是当地人在竞争性的现实情境下的自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