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村庄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基层的政治参与影响了村庄治理。从支出看，选民参与使村庄损耗性的行政管理费比例下降，但并未显著提高村庄公共服务和生产投资的比例，村干部为获取民心增加村民分，并提高集体投资和其他支出以弥补行政管理费下降所造成的损失。从收入看，选民参与降低了村庄对农民的征收使村民缴纳比例下降，但并未显著增加土地房屋出租收入和上级政府收入，村干部转而提高集体经济提留以弥补收支缺口。宗族网络弱化选民参与对村庄治理的作用，而候选人竞争则强化选民参与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因此，选民参与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村干部行为，但中国村庄选举具有显著的消费性，欠缺着眼于长远的生产功能。

关于新中国农业合作化的生产绩效问题，学界仍存分歧。从理论分析可得出，合作化产生规模收益和监督成本，其净效益取决于两者之差；自由退出权可降低监督成本提高净收益。以不同合作组织的参与率来衡量合作化程度，通过运用1950−1956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互助组与单干户的生产率没有显著差别，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的生产率则低于单干户，合作社绩效与其规模呈倒U型关系、与劳动报酬份额呈反比。合作化运动越激进的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越低。其中，新解放区的合作组织效率比老解放区低，中农富农转社员比例高的地区合作组织的效率较低。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不同合作组织的效率，对当前中国农业是走小农经济还是规模化经营的争论有借鉴意义。

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土豪劣绅的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失地，大量失地农民导致社会动荡甚至朝代更替。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具有人多地少的要素禀赋结构、小农经济下的低积累水平的特征，国家田赋是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农民失地的一个关键因素。高田赋削弱了小土地所有者特别是自耕农的自生能力，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甚至佃农，加剧了佃农之间的竞争，地主可以通过高地租将高田赋转嫁给佃农。因此，高田赋既提高了地租，又加剧了农民失地。基于20世纪20—30年代的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理论假说：国家高田赋使佃农比例和半自耕农比例显著提高、自耕农比例显著下降，同时使地租率显著增加；佃农和半自耕农比例提高使地租率显著增加，自耕农比例提高反而显著降低地租率；在同时控制农佃结构和田赋时，两者对地租的作用均有所减小，而且田赋与农佃结构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表明田赋部分地通过影响农佃结构作用于地租。因此，我们看到的高地租实际上是在人多地少要素禀赋下地主向佃农转嫁高田赋的结果，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背后实际上是国家与农民的矛盾。这个发现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高地租和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之原因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