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以来，全球掀起了六次并购浪潮，企业并购被视为推动创新的重要模式。在面临双重国际竞争压力和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基于自身产业结构失衡困境与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中国需要实施“以并购促进创新”战略，通过“走出去”跨国并购获取国外高级要素，尤其是创新要素；需要推进国内并购，通过企业间整合为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培育跨国公司，并通过促进产业整合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产业支撑；同时，跨国公司进来并购也是“引进来”国外高级要素的一种重要模式。然而，由于处于经济转轨期和企业并购发展初期，中国企业并购的羊群效应和垄断效应、产能过剩行业并购不活跃等，使得并购无法促进资源在企业间和行业间进行合理配置，也无法很好地配置到全球创新资源，以破解中国企业和产业创新的瓶颈。为此，在新发展背景下，中国企业并购，并不仅仅是企业的发展模式选择，更需要站在产业创新发展的战略高度，实施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以并购促进创新”战略，一方面以全球价值链的资源配置流向引导企业并购，另一方面通过企业并购促进资源在全球价值链重新配置，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而促进企业和产业自主创新。

从高速度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多维复合的评价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对应于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构建包括发展战略转型、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市场体系深化、分配结构调整、空间布局结构优化、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以及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等在内的支撑要素。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语境下，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把防止金融风险、精准扶贫、生态环境保护三大攻坚战作为底线，让以破立降为基本内容的结构性政策走到前台发挥更大作用，重点纠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重大结构失衡。

尽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的国内大市场，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前提。当前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大大落后于商品市场，阻碍因素主要有纵向政府治理、横向政府治理和企业市场势力等三方面。其中，纵向政府治理阻碍统一市场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中国以赶超西方国家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还在进行中，赶超型体制中的增长追赶战略，需要更多地发挥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而横向地方政府治理阻碍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原因，则在于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取向改革中，形成了较为严重的公司化倾向，地方政府主导性产业政策成为了分割市场的手段和工具。为此，需要从规模建设、结构建设、功能建设、机制建设、组织建设、空间建设以及环境建设等七个方面，探索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路径和政策选择。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毫不动摇的所有制基础+全国统一大市场+有为政府+新型分配机制+高水平开放”这个具体的制度框架中。不断改革和完善这个体制的框架和内涵，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经济转型发展的主要任务。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如市场化改革领域界定模糊、市场分割、对内对外开放不对称等。未来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直面来自国内外的重大影响因素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如全球产业链重组、国内市场主导格局形成、产业政策转型、收入分配调整等，并在战略和政策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市场一体化是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实施这一项国家战略规划应该首先从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开始。区域市场一体化有助于形成一体化发展的统一大市场，依据于强大国内市场可以转换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模式，也有助于进入创新发展轨道。从过去鼓励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转向提倡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治理，建设、完善和创新区域治理机制，是在现有的行政体制中推进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最有效途径。为此需要我们把竞争政策作为推进一体化发展的“一盘棋”的手段和机制，要以竞争政策为基础协调其他经济政策，为市场一体化创造政策协同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