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经济绩效的差异并不主要取决于高增长，更取决于经济衰退的幅度和频率，后者由朝向权利开放的制度变迁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和秩序稳定性决定。实现长期经济绩效的关键是：（1）通过国家的有效治理能力、对暴力资源的控制和对外责任制等政治制度变革，保证有序的租金再分配秩序；（2）通过市场准入规则和权利再配置、产权保护以及人际规则的非人格化等经济制度变革，保证新权利规则有利于经济进步和租金绩效改善；（3）通过持续的政治经济互动防止租金分配失衡和制度结构失衡带来的制度衰退。正是改革开放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阶段性互动调适，保障了中国经济从“体制转轨”到“高速增长”的跃迁。中国的“高速增长体制”不仅面临绩效困境，也面临秩序风险，要在新发展阶段保持持续的经济绩效，必须构建朝向权利开放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

基于代际分别和城市权利视角，通过利用全国性调查数据对比分析农二代与农一代经济社会行为特征的革命性变化，可揭示出农二代回不去、也不会回的基本事实。农二代在进入城市、就业与收入、居住、基本保障、社会融入和子女受教育等方面存在困境，因而具有强烈的对城市权利的诉求。如果继续将农二代当作“城市过客”或以他者视角“赐予”他们权利，忽略农民工城市权利的主体性，中国的转型将付出巨大代价，必须真正向农民开放城市权利，重点是农二代的体面居住权和农三代的平等教育权。

本文尝试构建一个产权与社会秩序的框架，通过建立产权安排-产权保护-社会秩序之间的联系，帮助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绩效不佳的根源。已有理论强调了产权安排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本文将这一研究延伸到产权的保护与实施，分析国家与其他主体互动中产权保护与实施的复杂性。沿着诺思等在权利开放与社会秩序演进方面的努力，本文进一步建立起产权理论与社会秩序研究的关联，分析产权安排及保护与社会秩序演进的关系。从产权与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主要是产权保护上的人格化以及从权利限制秩序向权利开放秩序转型的障碍。只有建立权利开放秩序，让所有公民享受同样的权利，将产权保护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公民，法律和政策对不同群体一视同仁，放开经济组织的准入与竞争，才能保持一个社会的长期、平稳、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