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一个经常出现在中国知识界的国家形象是“生病的中国”。这一形象得以成立是基于如下观念：国家是一个和人体一样有生老病死的身体。以人身喻国家在中国传统国家观念中本已存在，严复以“官品”译organism，论证国家为“官品”，接上了传统国家身体隐喻谱系，同时借用斯宾塞理论，将组成国家身体的“细胞”——民，推到前台，由此完成了对传统国家身体隐喻的改造。将当时中国的危机解释话语从“国家之病”转移至“国民之病”，从而改造了中国人的国家想象和对个体身体的想象，为个体身体在国人对国家身体想象中的登场铺平了理论道路，为此后知识界施于个体身体与国家身体间的种种增饰、敷衍奠定了基础。近代以来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在隐喻层面上逐渐建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