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与文字在传统史观中是一个对张的存在。口述史料由于其不稳定性等特征，相比于传统档案一直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不过，口述史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凸显了人的生命性和主体性特征。但口述史料也有局限性，从口述到文字的视角转换，人类的存储记忆变得丰富起来，人性培育的文化存储空间扩大。扬·阿斯曼认为人类留存的文字符号是探究文化深层意识的主流方法，大部分“真相”留存于以文字等符号为载体的文化记忆中，主要功能是给社会提供基本价值。转向文字的记忆研究路径，除了弥补口述史方法的局限外，还在于帮助我们应对变动不居的社会，通过探索历史的深处，寻求文化发展的动力，这是文化记忆研究的建设意义。

口述史在社会学中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通过口述记忆研究个人在大叙事中的生命沉浮，更在于它提供了深挖人的精神世界的社会性的方法。其主要研究对象，可称之为记忆社区的问题。记忆社区至少包括三个维度：地点、时间和人物。它以个人的口述为起点，基于人的生命实践，富含主体性和情感性特征，但其勾勒出的是一个囫囵的整体，有极强的社会性特征，蕴含丰富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口述记忆中的文化是一种经由个体化实践而感悟出的文化感，家庭中的“义务感”是它的一个典型形式，其表现为社会力的方式，成为黏合社区的重要机制。记忆社区本质上是人和物的混融，它呈现的社区形象是一个有机整体。口述史能够作为社区研究方法，不仅在于它呈现了独特的记忆社区，还在于指明了社会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机制，这便是从人心的角度，揭示了人之安所遂生的社区力量。记忆社区概念提醒我们，历史上积淀下来的社区文化和社会底蕴是值得探究和善用的凝聚社区的相对稳固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