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含出身于繁盛长达二百余年的松江董氏家族，在清初奏销案除籍后，即长期隐居于三冈等地，地方偏僻，处境略微荒凉，但并未阻碍他在江南的闲游活动、社会交往以及对于时政的关心。虽然董家并未受到明清王朝更替之际的政治大清洗，但自明末以来家族的长程衰落以及他这一代董氏子孙在仕宦道路上的挫败，一直没有得到挽救。然而，他们于文学创作上的才华与地方场域的活跃表现，隐居时期常与友朋们举行的诗酒之会，以及时或表现出对于地方秩序整顿怀有的关心，最终都被时代的残酷性扫荡干净了。这些都是在王朝更替后，清初地方社会存在的真实情态、士人的尴尬处境与已迹近虚幻的政治情怀，透过董氏家族极形衰落时代生活日常的若干片断及其活动场域的揭示，大都得以约略地呈现。

袁黄是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晚明地方行政与军事工作中都曾有卓越的表现。退官归里后，他优游于嘉善与吴江地方社会，并以其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所居的权势网络环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身为嘉善籍乡绅，他的所言所行其实都超越了地方性。当然在社会变化剧烈的晚明时代，袁黄是一个有着多重面相的关键人物，在政治、思想、经济等领域，基本是在一种被排斥与接受的矛盾进程中被延续的。这就涉及地方社会精英的分野问题以及民间对其崇信的基础性问题。袁黄生活的世代，从万历朝后期到崇祯末年，已转换为地方新的权势阶层。但时代的不安全感、王朝的危机感，较之前变得更加深化，随着明清更替的到来，他们也很快成为了历史。

元末明初以来，浙江嘉善县的袁氏家族代有闻人，但受祖训的影响，家族的很多卓越成员放弃科举，以医为业，优游于城市生活，醉心于士人圈中的文化活动。袁黄的父亲袁仁就拥有较高的社会文化地位，在袁仁这一世代及上一世袁祥时期，他们已为袁家奠立了重要的姻亲网络与社会交往关系。袁家城居时期经营并完善的生活空间，就属于后来地方势族聚居的核心区。袁仁虽然出身于时人所谓的“文献世家”，但一直是布衣文人，有行善积德之心，常怀救世济民的期盼，也保持了与官场各类人物的密切交往。袁仁很多诗文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徐祯卿、何良俊、王宠兄弟以及王阳明等人的密切交往，则形塑了明代嘉善士人社会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与文化网络中的地位。这些对于充实一个时代知识人生活史的整体论述，深入探讨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地方文化，意义重要。

明代崇祯年间，因整个王朝严重的统治危机，县域社会的行政实践与社会调控出现了十分紧张的态势。牵动国家与地方整体注意力的赋役征派，在县域社会内长期成为各种问题的焦点。在浙西的嘉善县，知县李陈玉注意人情与土俗的把握，协调县域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调整制度在地方的操作形态，重视地方的利益诉求。借由知县的县政工作，可以进一步认识在王朝末年的动荡形势下，国家通过漕粮征解，如何有效地从东南财赋重地汲取资源。对王朝忠诚度较高的县域社会中，知县、乡绅、庶民等不同阶层对于赋役安排的看法与态度，仍会影响制度的施行与社会的稳定。但知县的活动具有核心性，保持着国家权力在地方的贯彻，也注意以灵活的方式保护地方的利益，在国家全面嵌入的县域社会中，保留了地方公议的空间，使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得以充分映现。

晚明江南地方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地方上势家大族起了很多积极作用。通过这些大族地方生活的轨迹，可以知晓其最重要的姻亲网络及核心家族间的链接关系。在浙江嘉善县，堪称权势阶层主流的钱氏等家族，对国家保持着高度忠诚，没有在地方上发展为垄断州县行政的“宗族社会”。在清兵南下后，这些大族的变化与家族成员的人生遭际，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样态，也折射出王朝统治变化进程中地方的政治脉动和士人的家国情怀。从钱氏族人的生死往事、已逝的生活世界，可以探求和理解明清之际士人生活的状态及其生存之道，他们处于交互编织的网络中，既包括社会身份，也包括本土秩序，形塑了地方社会形态，影响了地方历史的主流变化。钱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构造出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丰富的家族遗产、接近一致的信仰以及大族共有的文化氛围。在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钱家的那些代表人物，渗透至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谓“链接性角色”的作用，建立起一种无限复杂的“微权力”网络。因此也可以解释，在一个具体的生活环境与地域社会中，因为有了这样具有“结构”性力量的社会阶层存在，晚明以来足以表现地方的人物，就是那样一些官绅士人而非其他的原因。

唐宋以来的江南，已建构成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与文化中心。江南不仅是中国的江南，也是世界的江南。自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开始，江南地区的历史与故事，一直是各个论域经常择取的例子。以江南为区域的研究，既是社会史、文化史的路径，也是构建总体史的一个有益取向，从区域变动与发展中呈现国家史，而国家的角色与作用在区域历史中得以体现。同时，江南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区域比较的重要对象，在中国区域发展史中颇具核心性，是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样貌与基本特征以及各种问题意识归纳的试验场。“江南”在经济史、政治史与社会文化史等研究层面中得以交叠呈现，但政治史的关怀仍应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