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汉志》注引《物理论》“(黄巾)不将尺兵”等语,给我们提供了探考黄巾不同于多数史籍所塑造之形象的突破口:从黄巾的武器操备、移动路线及其兴起过程中地方与中央官员的反应情况等诸多方面,可以透见黄巾运动的初始动机并非直指颠覆汉家;其教义、组织与口号有效承载了他们的宗教诉求,据此可判断黄巾运动乃为时人“太平”理想的一次集中表达。通过对西汉以来“致太平”思潮及《太平经》主旨的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太平经》之救世神学与黄巾祈望更新天地、招致“太平”的宗教理想深相契合,表明两者具有思想上的内在统一性。黄巾的行为最终脱离其初设动机,与汉末思潮及政治实际的总体变化紧密相关,亦是其由“辅汉”而“代汉”之宗教神学演变的结果。

“神剑—王权”叙事是汉唐中国经过长期政治实践摸索出的旨在神化皇权、树立王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从汉高祖斩蛇之“神剑开国”叙事的确立，到中古时期有关神剑与王权关联叙事的演生，再到天师剑等宗教要素之加注，“神剑—王权”叙事日益凝固并渐趋扩散。日本“记纪神话”中的草薙剑及天皇即位仪式中的镜、剑玺符，《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中的三个天符印与若干神剑踪影，越南黎朝太祖黎利得剑、印从而“顺天”起兵的相关记述，无不浸透着汉唐“神剑—王权”叙事的影响痕迹。神剑的文化记忆与环游轨迹，不仅映现出古代东亚地区专制王权的内在特征，也展示了汉字文化圈内权势升降转移的一个面向。

策命与上刺作为汉代皇帝即位及道教经、戒、箓传授之启告程序，在神圣性获得方面具有共通的路径与知识来源；两种仪式过程中用于交接的信物−剑、玺与剑、印，作为“汉家”国祚与道教神权的物化象征，亦具有相似的神圣内涵；祭天郊庙与登坛告盟则反映了汉代皇帝即位及道教传授仪式，在最后的天命授接环节上的不同偏向。中古道教传授仪对汉代皇帝即位礼之承袭与转化的具体研究，为进一步把握道教的国家宗教性格及其与汉家的内在关系，理解中国古代宗教仪式与世俗礼仪之互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与实例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