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阿尔泰并新的历史进程呈现出强烈的地缘政治特征。科阿战争、程克主政、“俄乱”与“阿尔泰兵变”等前后相缀，共同构成了阿尔泰并新历史的完整链条。在这场关乎地缘政治的历史事件当中，还隐约可见权力竞争的影子。北京政府最初设立阿尔泰区，原在于新、阿互为犄角，维护西北边疆主权，同时亦可牵制新疆，而不使其独大，但由此造成了双方互相牵掣之势，俨然成为边疆隐患。北京政府最终批准阿尔泰并新，并非有意在制度上否定阿尔泰独立行政的构想，而是一种基于治理成本的理性选择。就结果而言，阿尔泰并新不仅关系到阿尔泰地区行政区划变更，更是在事件之外涉及对新疆经略乃至于西北、北部边疆经略的统筹。如果说清朝中央政府推行“科阿分治”，乃是从西北、北部边疆治理的全局着眼，彰显阿尔泰“为西、北两路形势扼要所在”之战略地位，那么民国初年“阿尔泰并新”则表明，北京政府业已转向保守立场，局促于保全阿尔泰地方本身，发挥其为“新疆战略屏障”之作用。

冯建勇认为民族国家体系、殖民主义理论可用于解释西欧国家历史疆域和当代世界国家边界形成的一般过程，但亦应观察到民族国家体系、殖民主义理论是由特定经验条件催生的规范性体系。用这些理论解释中国历史疆域问题并不具有历史应然的超越性，对于中国而言，前近代王朝国家“天下主义”的疆域观维系中国历史疆域形态的解释，尊重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无疑更具历史合理性。

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程来看，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期待亦有所不同。当国民政府尝试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的时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边疆地区，需要凝聚当地上层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人心，求得中央与地方对外政策、行动上的一致；在外交关系上，需要尽可能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谅解，消解列强干涉中国边疆之可能，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顺势而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陆地边疆省区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边疆省区的对外开放呈现出“对内开放”的形态，边疆省区远离沿海的地理劣势被无限放大，本土知识社会精英对边疆对外开放的历史地位进行反思，提出“双向发展”的理论观点；随后，中央政府发布了沿边开放战略，边疆省区地方政府和社会知识精英充分认识到本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优势，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验证边疆已由对外开放的“袋底”变为“袋口”；进入新时代，边疆省区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外，还服务于周边外交。四十年间，边疆作为中国的“地方”，“发展”一直是边疆对外开放的基本目标。进入新时代，作为中国与“世界”联系的前沿，边疆对外开放已被赋予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