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外贸需求持续疲软，经济增长逐步放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逐渐凸显，一些行业陆续面临产能过剩的风险。产能过剩带来资源浪费，促使企业利润收缩，导致社会风险集聚，甚至可能引发恶性竞争和贸易摩擦。本文综述了文献中关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主要衡量方法，并重点总结了关于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起因和影响的研究结论。进而，本文指出：（1）文献中通常采用的函数法和包络分析法对生产效率的界定不同、估计出的产能利用率并不可比，且函数法估计值更接近产能利用率的定义；（2）中国各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和经济波动密切相关，但同时也受其他制度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本文考察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关税削减政策对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通过利用2005年货物贸易协定作为突破口，从行业和企业两个层面探讨了贸易自由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支持了两种异质企业模型：一个模型将企业生产率作为外生变量，降低贸易成本，使得产业内资源再配置从而提高行业整体生产率；另一个是模型将企业生产率内生化，并在模型中增加采用技术的固定成本，降低贸易成本可以让企业采用更高的技术提高生产率。研究发现：（1）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关税削减政策使得低生产率企业更容易退出，高生产率非出口企业更容易进入出口市场，当前的出口企业扩大出口销售，从而实现行业内部资源再分配，行业整体生产率水平提升；（2）该政策对专利采用有积极的影响，因为较低的贸易成本导致较高的企业盈利，这是企业层面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机制。

基于余淼杰和张睿的企业−产品层面出口质量测算方法，通过对2001−2006年出口目的国及中国工资增速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增速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目的国工资增长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增速的贡献主要源于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体现了“富国效应”，行业类型不影响该结论；就作用机制来看，发达国家外溢效应主要通过要素替代效应而非收入效应实现，由此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工资增长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增速不具有显著贡献的原因，并且，发达国家外溢效应通过出口产品的进入−退出机制实现，持续出口的产品质量增速未获得显著提升。此外，中国广义工资增长对出口产品质量增速的贡献具有普适性，体现了本国竞争效应。上述结论体现了入世初期中国作为劳力丰富型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世界工厂”地位，也表明了在当前人口红利消退的大背景下中国外贸转型面临着一定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