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关于厂商投资经营的分析和研究以厂商理论为基础，厂商理论经由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发展到现代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是经济学从黑板走向现实的学术反映。随着互联网应用扩张，大数据正在促动厂商的投资经营形成网络协同化，经济理论研究将面临以下课题：如何解释现阶段网络协同化的新科技基础，如何理解网络协同化形成及机理构成，如何解析网络协同化对厂商投资经营的影响，如何解读网络协同化的未来发展。经济学家研究这些课题有助于发展厂商理论，这些课题是互联网时代厂商理论建构的重要内容。我们通过分析以上问题来探讨厂商投资经营的网络协同化，并据此对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融合背景下的厂商投资经营作出一些理论描述，可以粗线条地勾勒出互联网时代厂商投资经营在流通领域的活动轨迹。

摘 要 经济学说的发展受基础理论的影响和制约。西方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它在假设前提、要素分析谱系和方法论等方面有着自身的演变脉络和发展轨迹。假设前提的变化，通常以潜在形式蕴含在各大经济理论间的承接和交融中，对这些承接和交融的分析，可以发现假设前提演变的脉络。要素分析谱系主要体现在以动机、偏好、认知和效用等为内容的分析程序和框架中，不同理论的要素分析谱系的区别，会造成理论分析侧重点差异和理论分歧。方法论主要表现为对行为主体的基本分析单元及其边界的确定，经济学家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所出现的差别，对应于不同理性选择理论各自的假设前提和要素分析谱系。我们探寻西方理性选择理论的演变脉络及其主要发展，可以通过比较分析西方不同理性选择理论的学理建构来完成，这是一项从基础理论来甄别各大经济学流派有关理性选择之分歧的研究工作，它能为进一步完善理性选择理论提供一些思想材料。

企业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所导致的生产经营的数字化转型，有着极其丰富的有待于深入研究的内容，这些内容既包括提高边际生产率的具体操作过程及其对应的技术设施和场景，也包括产量和价格确定、竞争手段选择、产业组织重塑等微观经济问题。前一内容可看成是生产率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投入产出经济学等的研究重点，后一内容则可理解为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关注对象。从经济学分析视角看问题，首先要说明什么是数字经济，以此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分析背景；其次，要分析影响企业决策的大数据构成，解说企业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的投资经营，重点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性；再次，要分析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阶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技术条件配置，并结合大数据构成，分析技术条件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阶段性的关联。通过对以上问题展开分析性讨论，可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性及技术条件配置给出经济学解释。

市场型计划经济是一个既有别于纯粹市场经济，也区别于市场和计划相混合经济，更不同于政府官员拍脑袋的行政型计划经济的范畴。数字经济未来发展导致市场型计划经济模式，是以厂商能够获取完全信息为基本条件，以新科技成为市场资源配置主角以及整个社会实现顶级科技水准为前提。市场型计划经济之所以被视为一幅图景，是因为它具备了理论探索价值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又不具有现实意义的缘故。针对大数据时代资源配置方式有可能会改变的情况，我们需要搞清楚信息是不是完全来源于大数据以及怎样来源于大数据，需要弄明白数字经济未来发展会形成什么样的科技水准，需要解说人类挖掘和搜集大数据的方法、途径和技术条件配置，需要解释数字经济未来发展将会使以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手段为载体的“算力和算法”推至什么样的高度，需要解释“算力和算法”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才有可能准确预判总供给和总需求及其结构。通过重点分析人类挖掘、搜集、储存、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大数据的科技水准变动，力图通过顶级科技水准对市场型计划经济有没有可能实现的逻辑进行考量。关于对数字经济未来发展与市场型计划经济图景之相关性的探讨，不夹带任何主张计划经济的思想倾向。

现代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把厂商视为抽象行为主体的批评，涉及厂商投资选择理论的框架分析问题。以资本人格化而言，须从动机和目的来研究厂商投资选择；以市场条件和政策导向的影响而言，须依据经济环境变化来研究厂商投资选择；以建构厂商投资选择理论框架的分析路径而言，须从偏好、认知和效用的基础理论视角来考察厂商投资选择。现代经济学对正统新古典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是在信息不对称假设下通过重新考察偏好、认知和效用等展开的，但就它有关厂商投资选择的基础理论尚未完全达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而论，有必要从选择偏好、认知过程和效用展望等来探寻这一新框架的分析路径，让这一分析路径及其新框架体现现代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精髓，并反映出现代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趋势。

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行为主体,其选择行为在受到动机、偏好、认知和效用期望等内生规定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科技进步及其实施手段的影响。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或物联网等的发展,正在改变着政府思维模式及其选择行为。如何结合政府选择行为的内生规定来理解政府宏观调控思维模式的转变,如何解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发展对政府宏观调控手段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如何认识政府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进行宏观调控的效用函数,如何在理论上解说政府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实施计划经济的可行性。凡此种种,无疑是研究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对政府宏观调控思维模式将会发生转变的前瞻性研究,是试图揭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政府选择行为的影响,并据此揭示新科技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外部诱导和外部强制。

金融大数据和大数据金融，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我们有必要在区分各自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金融大数据构成来说明用于金融决策的信息来源，通过分析大数据金融这一动态过程来论证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的融合对金融决策行为的重塑。对于大数据金融，无论是分析它的操作过程还是应用场景，都必须在对大数据金融实施平台和技术条件配置作出分析的同时，对云计算、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手段作用于大数据金融发展的过程进行分析。本文在考察金融大数据构成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大数据金融的研究来揭示将来人类金融决策行为有可能产生的一般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