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德性”与“道问学”是《中庸》所提出的一种关于“尊德”与“问学”关系的概念，以指谓君子人生修养中的不同层次与不同方面，人们似乎也从未怀疑过其相互关系。但自从理学崛起，由于讲学与求知需要的凸显，“尊德性”与“道问学”便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而所谓“朱陆之争”便由此而展开。在朱子包括象山弟子对这一争论的叙述中，已经形成了所谓“泛观博览”与“发明本心”式的概括。到明代，又通过罗钦顺与王阳明之不同走向，转换为两种不同的为学进路之争。而从戴震到章学诚，则又通过“博”与“约”、“专”与“精”来深化这一问题在为学中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还原于《中庸》之本义，并从儒家超越而又内在的视角来分析这一问题，那么这一近千年的争论也许就可以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头绪，也可以看出现代知识论追求与认识论走向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般说来，知行观属于功夫修养的范围，因而人们往往将其作为本体思想的一种落实与表现来把握。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根据儒家传统体与用、本体与功夫之间的互渗互证关系，不仅理学家关于体与本体的思想就表现在其功夫论中，而且从知行功夫的角度也可以逆向甚至更为具体地把握其本体思想。从这一视角出发，宋明知行观的探讨主要表现为程朱的知先行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以及王夫之的行先知后三种结论；而这三种不同的知行观，既代表着理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同时也体现着理学发展的三个理论制高点，是理学沿着三个不同方向发展所得出的结论。至于其相互的批评、转进与分歧、演变，不仅代表着理学探讨之深入，同时也体现着其边界与底限意识。今天，反思其不同的制高点及其底限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是对宋明理学进行研究、总结并推陈出新的应有之义。

宋明思想谱系的一贯性可以说是自理学形成以来一直到今天人们对于宋明理学的一种基本共识，但在宋、明两代理学之间，则既存在着思想指向之一定程度的游离，同时也存在着探索侧重的不断转向。对于这种游离与转向，人们既可以从理学的发展——比如朱子学裂变的角度进行分析，当然也可以从社会思潮转向的角度进行说明。但从作为朱明王朝所钦定之官方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则明代集权专制的强化与士人政治生态的恶化既是导致朱子学裂变的真正原因，同时也促使其原本带有“公共”性质的天理本体论不得不向着个体精神的层面进行落实；正是朱子学的裂变以及思想专制与政治生态的持续恶化所导致的个体觉醒，构成了阳明心学所以崛起的思想文化氛围；而其“随时知是知非”的良知则在唤醒个体精神的同时，也将宋代的“得君行道”追求推进到明代的“觉民行道”层面。

中国文化一直以“天人合一”为至上追求。但在不同的时代，天人合一又有其不同的内涵，比如在理学的开创阶段，天人合一就表现为本然与实然的统一，这种统一正好表现在张载以“虚气相即”为代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并建与统一上，理学的本体宇宙论即由此得以确立。到了朱子时代，天人合一又表现为理与气的不即不离；但理和气本然与实然的两属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不同侧重，又意味着“尊德性”与“道问学”、理本论与气化宇宙论的分裂。到了王阳明，才从官场与学界共同的内外背反现象中发现了知行为二的根源，所以其从身心一致的“知行合一”出发，并通过致良知，从而完成了从知行到身心、主客包括本然与实然两重世界的统一；而从批评程朱未能“定于一”的罗钦顺起始，则又从理与气之不可分割特征入手走向了气学。这样一来，心学与气学，既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追求的两种不同走向，同时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现代化追求的双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