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西方的政治合法性经过了从古希腊到现代的多重转换。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代城邦共同体的政治合法性在于政治正义,中世纪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上帝,从而导致神权高于世俗权力,以及以服从上帝为政治目标。近现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到来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诉求。霍布斯、洛克的政治哲学上的转向,其深厚的经济生活的背景就在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兴起。以契约来重构政治或政治合法性的深层根源在于近代市场经济的到来。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雇佣劳动与资本交换的市场机制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使得人摆脱了人对人的人身依附关系,实现了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另一方面,则又使得劳动者处于资本家整体的剥削之下,从而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人的自由平等。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理论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妥协成为新的社会政治特征,由于没有在深层结构进行变革的可能而仍然处于合法性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