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是历次工业革命的创造性效应和破坏性效应的展开过程，也是一个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的持续发展和累积转换过程。它不仅涉及新、旧经济部门的结构性转型和替代，同时也关系到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重塑。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赶超，本质上是一个围绕着生产力质变而展开的技术—制度创新和协同过程，并由此形成了创新性变革、进化的适应性变革和退化的适应性变革等不同类型。要成功实现赶超，必须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社会生产的技术方式、组织方式以及制度体系的创新性变革。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克服当前经济三重转型压力，成功实现赶超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同时处理好制度与技术两个层次的破与立，形成持续的创新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