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劳动调查在接受与抵抗殖民现代性的过程中，遮蔽了劳动的丰富多元，特别在妇女劳动方面，生硬地将之打造成符合简洁美的下层妇女的“生产性劳动”。它经过了四个过程：1９世纪英澳美的人口调查统计首先构建出不“劳动”的“dependent”类别；中国社会学者陶孟和引术语入本土社会调查，塑造出中国家庭中不“劳动”的“依赖者”群体；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知识分子系统化劳动调查，收缩“劳动”和妇女“劳动”的概念；国民政府实业部继起出版两部《中国劳动年鉴》，再次削减、规范“劳动”的枝蔓，反事实地塑造“劳动”的秩序。尽管实业部仍在年鉴中透露出妇女劳动的多元，但它试图将之固定为现代国家视野下等级有序、清晰简洁的下层妇女的“生产性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