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宣国梳理了80 年代以来自觉运用现象学观念与方法来阐释中国传统美学“意象”理论的三位代表人物叶朗、张祥龙、杨春时：叶朗立足于中国传统美学，整合西方现象学与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的理论资源，提出了“美在意象”的理论；张祥龙以西方存在论现象学为依据，提出“现象本身是美的”的命题，将之与中国古代“意象”审美经验的阐释紧密联系；杨春时则以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理路与需要出发，提出“审美意象是现象学的现象”的观点，并以此为根据阐发中国“意象”美学的内涵。

张江认为阐释是一种公共行为，文学阐释的目的是寻找文本的确定主旨与意义以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文学批评应该有完整系统的方法以提供普遍意义的指导。基于此原则，他对米勒的解构主义批评提出了质疑。米勒的回应是，解构批评根源于文学语言的比喻性，强调以特殊方法解释文学文本的意义，并不是否定文本意义的存在，它重视的不是理论范式与方法的指导，而是对于特定作品文本的阅读与体验。他将自己的工作称为“修辞性阅读”。本文认为，“修辞性阅读”和“公共阐释”的路径虽不相同，却存在着相似与相通，那就是它们都以语言问题为中心，重视文本细读，重视文学阐释参与文学实践的能力。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待文章与作者、读者关系的理解上。文章还将“修辞性阅读”纳入到现代阐释学与中国古代修辞批评的理论背景中，并通过张江对当代诗歌的“诵读”到“视读”现象解读的分析，论证了“修辞性阅读”作为文学阐释路径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