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把日语定为伪满洲国的“国语”之一种，日语成为殖民工具，是殖民意识形态的载体。“同文同种”成为日本殖民的话语符号，制定满语假名方案来达到“文”的融合，而《协和之花》中吴羡云与中岛芳子的结婚则喻示了“种”的融合，但这些都不过是“同文同种”这一殖民魅惑性话语的演绎而已。“协和语”是日语殖民的产物，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但像小说《咖啡女》的语言及其想象则暴露了“协和语”的自我殖民问题。

从文学汉语实践的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即回到文学的根本基础（语言）上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把文学的发生置于语言的实践过程中思考，是最能合理且最为有效地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内部方式。文学汉语实践沿着文学汉语的汉语造型、主体意识和文学形式这三个维度展开。汉语造型指向文学汉语的“理”，实践主体指向文学汉语的“情”，文学形式指向文学汉语的“文”。汉语造型在文言与白话、汉语与欧化、标准语与方言之间改变着“理”的结构；实践主体在中国传统价值与西方现代价值以及国家、国民与个体的关系中激荡着“情”的发展；文学形式在西方文类与中国传统文类、旧体诗与新白话诗、文言文与白话文、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晚清白话小说与新白话小说等关系中推动着“文”的演变。当“理”为现代之“理”，“情”为现代之“情”，“文”为现代之“文”，并且三者统一于文学汉语时，则实现了某种文类的新生。经过黄遵宪、严复、梁启超、林纾、章太炎、王国维和吴稚晖等作家语言实践的开拓，中国现代文学最终在胡适、鲁迅和周作人等的文学汉语实践中发生并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