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论”，乔纳森·卡勒做过若干界定，解释性是其特性之一。“理论”的反思性、批判性恰恰是通过其解释性而实现的。在卡勒那里，文化研究与“理论”是两个可以相互置换的概念。这两者产生于文学研究但却挤压和排斥了文学研究，从而实现了方法论的转变，将文学解释为社会整体性的表征。于是对文学对象的阅读就有了诗学模式/解释学模式、恢复解释学/怀疑解释学、表征性解释/症候性解释等一系列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区分。本文通过对于这些错综复杂、欲理还乱的关系的厘定和归置，揭示了“理论”作为一种人文学科的新文类，具有显著的观念生产、知识增长和学术建构的功效。

弗·詹姆逊的生产性文学批评从创立“元评论”概念起步，以鲜明的历史主义取向和阐释的生产性为要义。詹姆逊谋求“元评论”的丰富性、当代性和开放性，认为这正是“未来文化生产”虚席以待的。詹姆逊吸收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指出被结构主义描述为独立自足的语言结构背后都有一个更大的历史结构作为支撑，从语言结构向更大的历史结构同构类推的批评模式恰恰能够生产出比文学作品的词语结构多得多的东西，对于法律体系、政治意识形态、市场组织形式等方方面面产生推力，从而显示了强大的生产性、增殖性和建构性。詹姆逊上述种种探索和创新，最终目的在于建构一种新型的阐释模式，他提出了文学与其社会基础之间“三个同心框架”的理论，注重发挥文学批评的主导作用，从主体的观念出发来阐发和重建文本对象，从而达成对于文本意义的倍增性产出。对于历史主义取向的强化使得詹姆逊往往十分高调地推重文学批评的政治阐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艺术作品审美形式和艺术规律的弃绝。他根据弗洛伊德学说提出“政治无意识”的概念，将文学定义为“社会的象征性行为”，从而确认在审美与政治之间回环往复的“韵律”乃是生产性文学批评的最佳状态。

在20世纪星汉灿烂、洪波涌起的文学批评中，阐释学是重要一翼，它处于文学批评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折点，肩负着去故存新的天命。阐释学成为20世纪文学批评的重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漫长的过程，经历了从以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为代表的古典阐释学向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阐释学的转捩，其余波至今不息。在此过程中，阐释学取得的进展多多，其中一个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它作为一种解读方法，从诗学模式转向了阐释学模式。这两种解读模式的碰撞与转换，激发和推动了文学批评的观念生产、知识增长和理论建构，使得阐释学成为生产性文学批评的突出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