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乡村凋敝问题通常是由农业部门就业人数迅速下降，社会经济环境差，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以及远离市场等原因造成的，涉及历史和环境、政策制度、经济、文化、资源、技术、社会组织、家庭、个人等多方面因素。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两大方面：社会外部因素（如自然、制度、结构等）和个体内部因素（自身人力资本、发展机会、社会资本等）。

在改革开放探索过程中，中国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乡村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乡村外源型发展模式，包括政府行政干预、资源输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与劳动力转移、非政府组织援助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乡村工业化带动发展模式，以苏南华西村为典型代表，通过发展乡镇集体企业，走以集体组织公司化的工业化道路，发展轨迹是“一贯的组织化”或外力强加的“被组织化”^⑮，也被称作“后集体主义”模式。^⑯但这种模式过分依赖于政策支持和“强人治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贫困等发展问题。第二种是乡村内生型发展模式，包括农村土地股份合作、乡村创业、乡村人力资本开发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基础上，农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将自己的土地采取股份合作的形式流转给合作社或龙头企业，并根据股份享受分红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模式，以广东顺德、番禺等地乡村为代表，发展轨迹大致经历了“组织（人民公社）— 分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再组织（合作经济）”的发展路径。这种模式在发展中尽管创造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但股份经济分红微不足道^⑰，在农地转用而非农地规模经营方面存在股权不可转让、政策不透明、农民参与不足等问题，也产生了“城中村”“村中城”等后遗症。

上述两种模式都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但总体而言都缺乏乡村社会、生态和经济价值协调发展的系统考虑。有的乡村尽管发展起来了，但可持续性动力不足，要么是工业化导向思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破坏了生态底线；要么是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导致犯罪、社会排斥和不平等等负面的、破坏性的结果，没有遵守社会底线。在新时代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乡村显得更加的突出，乡村发展要顺应可持续与包容性发展这一全新的时代命题，更好地发现乡村多方面的价值和功能，重构新型城乡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认为，乡村振兴不能只是简单的给予，也不能只是一味追求经济发展或收入增长。新时代乡村振兴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平衡外来援助与内生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关系的新思路。作为一种全新的创业理念，社会创业是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志愿失灵而造成全球社会问题的一种理性回应，代表了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全新范式，能够平衡外来援助与内生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关系，已被国际经验证明是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的有效手段。

不同于商业创业者关注于价值占有，社会创业者关注于价值创造^⑱，其追求的是包括利益相关者在内的整个价值创造系统的效用，而不仅仅自身组织的效用。社会创业是基于赋能的逻辑开展的，社会创业过程的关键就在于为组织边界之外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赋能，以创造最大化价值。印度的社会企业Mahaul就是通过赋能的方式来解决乡村女性就业问题。^⑲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赋能是一个增加个体或群体的资产和能力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使其能够做出选择并将这些选择转变为期望的行动和结果。赋能包括结构赋能、心理赋能和能力赋能三个维度^⑳，结构赋能强调建立一定的环境机制和系统，让个体在其中能够获得信息和资源；心理赋能强调提升个体主动性、自我效能感和信心，增强改变现状的信念；能力赋能强调提升个体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社会创业过程中，社会创业者既要通过结构赋能建立外部基础，又要通过心理赋能和能力赋能来提高其利益相关者信心和自我发展能力。其中，结构赋能属于外部赋能，强调外来援助；心理赋能和能力赋能属于内部赋能，强调内生发展。乡村作为“金字塔低端”，由于流动性、技术短缺、贫穷、歧视性政策和土地管理低效等原因正逐步衰退和被边缘化，解决这类边缘化群体发展问题的关键也正在于对其进行赋能。^㉑所以，基于赋能逻辑的社会创业推动乡村振兴，可以较好平衡外来援助与内生发展关系。

组织的使命关系着组织的工作领域，要做什么以及不做什么，秉承什么样的价值追求，以及如何来衡量组织的价值。商业创业的使命是单纯的追求利润最大化，其依靠盈亏来指导他们的经营。当有利可图时，商业创业者会继续做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而且他们的成功也鼓励其他商业创业者模仿他们。然而，一旦出现损失，就会阻碍商业创业者继续从事之前的工作。虽然商业创业有时也会产生社会价值，但其只是经济价值的附属品。社会创业则具有明确的社会使命，即社会创业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要。在社会使命约束下，虽然社会创业按照商业企业的模式生产产品和服务，但是衡量其绩效的标准是是否实现了其社会目的以及创造了多少社会效益，赚取货币利润和产生货币损失不能被视为社会企业的有意义的信号。社会创业者如果以背离社会使命的方式行事，就会像商业企业失去股东和顾客的支持一样，失去了利益相关者和三方成员的支持。如果社会创业者不追求社会价值目标，或者如果他们没有达到他们的既定目标，社区成员将停止志愿服务和贡献资源。

乡村社会创业正是以解决贫困、落后、环境等乡村衰落问题为目的的，并以追求所涉及的乡村实现振兴为诉求价值，其社会创业的社会使命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目的和产出的社会性。创建社会事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乡村社会问题，而不是盈利。社会创业旨在促进乡村健康福利事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2）组织的社会性。社会创业组织并不归股东所有，也不把追求利润作为主要目标，它们是新型的公民社会组织。因此，不同于商业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社会创业在乡村振兴中的社会使命约束保证了其在乡村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平衡。

发达国家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表明，社会创业可以有效促进乡村地区的发展，是解决乡村发展的一种新模式。这些实践经验体现在重视培育和发展乡村社会创业者、重视构建包容性乡村金融体系、重视整合乡村资源和挖掘乡村机会以及重视培育乡村文化等。代表性的社会创业案例包括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手工业小额贷款），埃及的Sekem（利用农业技术利润再投资于公共卫生和教育项目）和西班牙的蒙特拉贡联合公司（把基本的业务目标与民主组织方法、就业机会的创造、员工人格和专业素质培养结合起来，并且致力于推进社会进步）等。事实上，社会企业起源于乡村，1844年发源于英国的罗奇代尔公平先锋合作社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家社会企业。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社会创业能够更好地满足乡村当地的需求，并且社会创业者通过创新和创造性战略能够将乡村地区的社会问题转化为可管理的问题。阿尔斯通就是一个典型的通过社会创业实现乡村内生式发展的案例。根据2011年“银杏计划”赴英社会企业考察的报告，阿尔斯通是英格兰一个极为偏远的小镇，人称“英格兰最后的荒野之地”，只有约2000位居民。过去数十年来，许多传统产业因为阿尔斯通人口稀少且地域偏远，陆续撤离难以获利的服务，导致居民多项基本生活需求匮乏。危机就是转机，这样的现象激起了当地强大的自助与创业精神，形成“社区型社会企业”（community-owned social enterprises）。居民们创设各种商业体，与政府单位合作提供原先镇上所缺乏的网络、运输、健康、餐饮、旅游等各种服务，如面包合作社、社区商店兼邮局、闲置火车站变博物馆等。如果将社会企业看成一个产业，在阿尔斯通平均每56个家庭就有1家社会企业，此领域雇用了50名员工、拥有超过180名志愿者贡献其中，年营业额约100万英镑。社会企业在阿尔斯通的蓬勃发展，让这个小镇被选为2012年英国社会企业大奖之一，慕名而来拜访小镇的游客，也让其他产业的所得跟着增加。阿尔斯通这个典型的贫困村的发展，完全得益于大量社会企业的崛起及兴盛，并不是任何官方、正式组织或政策的推动，而是缘于草根性的社会创新与创业精神。

创业是一个机会识别、开发和实现的过程，也是一个价值发现、创造和获取的过程。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正是对应于乡村的生产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活价值的实现。社会创业推动乡村振兴，就是要通过社会机会识别、开发和实现的过程来实现乡村价值的发现、创造和获取。社会创业推动乡村振兴的不同阶段也体现了不同维度的赋能作用（如图1）。^㉒具体而言，在社会机会识别阶段，社会创业着重于通过社会动员来为村民进行心理赋能，以引导村民共同发现乡村价值；在社会机会开发阶段，社会创业者着重于通过社会创新、资源动员进行能力赋能和通过社会建设进行结构赋能，以推动村民共同创造乡村价值；在社会机会实现阶段，社会创业者着重于通过三重底线进行结构赋能，以保障乡村价值获取中的平衡与共享。

图  1  社会创业推动乡村振兴的机制

机会识别或构建是创业的基础^{㉓ ㉔}，与商业创业相似，社会创业首先也是从社会机会的识别或构建开始的。只是在中国乡村的社会创业过程中，更多地体现为社会机会的识别，因为我国乡村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机会，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乡村定位的转变，大量的生产、生态、生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新机会开始出现于乡村（见表1）。但由于我国乡村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和一整套工业时代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基本假设，导致乡村发展存在一种惯例，在这种乡村惯例的束缚下，新的乡村机会一直难以被识别，乡村价值难以被发现。要想实现乡村价值发现，就必然要引入新的文化、信念和思维，打破已有的惯例。社会创业者在社会使命驱动下，能够通过心理赋能帮助乡村打破已有惯例。

首先，社会创业者能够成为打破乡村惯例的带头人。惯例的打破往往首先依赖于特定主体发挥的带头人作用。乡村之所以一直缺乏这一类有效的带头人，主要是因为传统商业世界认为乡村缺乏机会。然而准确来讲，乡村缺乏的是商业机会，并不等同于缺乏社会机会。社会机会与商业机会的关键区别在于机会的可获得性、紧迫性、成本性以及购买力基础。（1）机会的高可获得性高意味着低门槛或低的进入壁垒^㉕，因而高可获得性的机会会限制创业者获利的能力。乡村机会往往具有高可获得性特点，养老、健康、就业等乡村社会问题解决的进入门槛很低，这降低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企业家进入的可能性。（2）机会的紧迫性意味着其背后的需求往往是突发的、不可预期的，并且可能是短暂的，例如乡村地区洪涝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突发性社会需求。而商业企业家通常追求稳定、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的利润，乡村机会普遍存在的紧迫性显然难以满足商业企业家这一要求。（3）机会的高成本意味着创业者早期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这必然会限制创业者获利能力。乡村地区的需求本身更加复杂，往往涉及一系列道德、文化和制度等问题，并且农村地区的村庄或社区往往是分散和孤立的，因而客户的分布也是分散和孤立的，这为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带来了很大挑战。加上中国大量的乡村存在于山地、丘陵等非平原地带，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运输成本很高。因而乡村社会需求的复杂性，以及在乡村在地理因素等方面存在的客观限制，都导致了乡村机会存在更高的成本。（4）机会的购买力基础包含社会购买力和自我购买力，社会机会体现的是社会需求，这一需求是建立在自我购买力加上他人购买力基础上的，即社会购买力；而商业机会体现的是个体需求，这一需求主要是建立在自我购买力基础上。因而，从商业机会视角来看，乡村机会体现的往往不是有效需求，因为乡村地区确实普遍存在着贫困导致的农民个体有效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这就会导致商业企业家不愿去开发乡村机会。然而，从社会机会视角来看，乡村机会体现的其实是有效需求，虽然单个农民个体的购买力不足，但在整合他人的购买力后是可以形成有效的购买力的。例如，格莱珉银行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区别就在于其社会机会视角来看贫困农户的资金需求，看到了在整合他人购买力基础上形成社会购买力是有效的，因而采取了五人小组联保的形式。而传统金融机构仅从商业机会视角来看贫困农户的资金需求，必然会认为贫困农户无法还贷，购买力不足，因而不愿借贷。

可见，尽管乡村蕴藏着大量的社会机会，但这些机会并不足以吸引主流的商业企业家。加上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机构体制导致农村人才和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农村地区专业技术人才和有效劳动力十分匮乏；乡村经济弱质性的特点又导致商业性金融机构一般不愿意涉足农村金融市场，更加降低了商业企业进入乡村的可能性。而政府部门和公益部门虽然追求社会机会，但由于自身资源的限制，其更可能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那些结果不确定性低的社会机会中去。而社会创业者是社会使命驱动的，其寻求的正是那些未被商业企业满足，也未被传统政府和公益手段满足的社会机会。^{㉖ ㉗}因而，社会创业者能够成为打破乡村惯例的带头人。

其次，社会创业者能够通过心理赋能引入新的文化、信念和思维。社会创业者所针对的往往是那些广泛存在的复杂社会问题，因此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式是让潜在的受益人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其中来，共同解决问题。^㉘这就需要社会创业者在识别社会机会的同时还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以让潜在的受益人和利益相关者都能识别该社会机会。社会创业者社会动员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心理赋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创业者通过引入新的文化、信念和思维，改变村民传统认知和信念，增强村民主动性，从而打破乡村原有惯例。

在乡村社会创业中，社会创业者主要通过“激情感召”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中国乡村社会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因为其都是建立在网络内人的相互信任基础上，而在中国乡村特殊的“差序格局”背景下^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表现为亲疏有序，外部的人通常会受到排斥。乡村社会创业者旨在为村庄或社区创造价值，因而能够用积极改变社会现状的激情来感召他人，建立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关系，将新的文化、信念和思维引入。

所以，社会创业者在社会使命驱动下，能够识别乡村机会，成为打破乡村惯例的带头人，并能够通过社会动员的方式为村民进行心理赋能来打破乡村惯例，引导村民共同识别乡村机会，进而发现乡村价值。

乡村价值创造受到内生动力不足和外部基础薄弱的双重约束。其中，乡村内生动力不足来源于发展思路的缺乏和资源的短缺，外部基础薄弱表现为产业凋敝和公共设施条件差。在社会机会开发过程中，社会创业者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会创新和社会资源动员为乡村提供发展思路和资源，解决乡村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帮助村民形成共同开发机会的能力，实现共同创造乡村价值；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建设弥补乡村基础薄弱的问题，为乡村价值共创提供基础保障。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创业者的社会创新和社会资源动员正是起到了能力赋能的作用，社会创业者的社会建设则起到了结构赋能的作用。

首先，“社会创新”（social innovation）是社会机会开发的战略或思路。社会创新是指创造性地通过新的途径或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的实践过程。^㉚因而，社会创新强调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思路或方式，其重要意义在于可以用更少的资源投入去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为乡村价值创造提供了有效的思路。在社会创业中，社会创新一般表现为：开发全新的产品和服务；建立新的组织模式和实施新的实践；用创新思维重新定义社会问题或面临的挑战^㉛。因此，在乡村社会创业中，社会创新可以通过BOP破坏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公共服务模式创新来实现，通过这三种模式的创新，乡村惯例得以打破，新的价值创造模式得以建立。（1）BOP破坏式创新通常是指针对最底层市场的技术创新，是技术创新与市场创新融合的结果。乡村市场作为主流市场的最底层市场，它对于技术的要求是最低的，它让领先的主流企业无法降低身份去竞争。因而为乡村市场提供有用的新技术，这一点往往被主流企业所忽略。BOP破坏式创新在保证效用的基础上显著降低技术开发和使用的成本，来满足乡村市场对于新技术的需求，为乡村人民开发新产品和服务提供技术基础。（2）商业模式创新是指通过乡村旅游、乡村民宿、农民合作社等创新方式帮助村民参与到生产、服务以及创业中来，帮助其实现自我造血和可持续的创造价值。商业模式创新还能促使乡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带动农产品加工、服务等行业的兴起，有效提高中国乡村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从根本上能推动乡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而推动乡村产业兴旺。（3）公共服务模式创新是指以公民自力更生和自组织为基础公共服务模式创新。中国乡村传统的公共服务模式一直是以政府部门主导的自上而下式的提供模式，这种模式虽然能够保证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但是难以保证公共服务的效率性。社会创新与其他社会问题解决方式的本质区别在于其通过提高村民的自我效能和自立能力，最大限度地激发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因而社会创新所包含的公共服务创新倡导是一种自下而上式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将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服务功能转移给社会目标组织或团体，甚至个人，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进行公共服务的提供。

其次，社会资源动员是社会机会开发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条件。传统的资源获取手段包括资源占有、资源整合和资源拼凑等。然而，在中国乡村环境下，村庄本身资源的匮乏和单一，以及完善要素市场的缺乏都使得资源占有、资源整合和资源拼凑等传统资源获取手段难以有效，因为这些手段都是建立在现有实体资源基础上的。尽管政府或公共服务部门的扶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资源约束的困境，但终究只是杯水车薪，难以有效应对乡村发展的长期资源需求。资源动员与资源占有、资源整合和资源拼凑等传统手段的不同在于其不以现有实体资源为基础，而是通过社会资本来撬动实体资源。社会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源和金融资源，它不会由于使用而减少，而是通过不断的消费和使用增加其价值。同时社会资本具有资源杠杆功能，创业者通过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能够为创业带来实体资源和财务资源。因此，在目前我国乡村发展面临着的资源约束正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乡村价值的开发迫切需要采取资源动员手段来动员乡村内外部的社会资源，破解资源约束。

社会创业是一种不受当前资源稀缺限制的大胆行动^㉜，其依赖的最重要资源就是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根植于社会网络之中^㉝，乡村社会创业者能够利用乡村现有社会网络和构建新的社会网络来进行社会资源动员。一方面，中国乡村具有“乡土社会”的特征，是一种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并以熟人关系为聚合体维持的生活共同体^㉞，因而乡村社会网络更密集，主要表现为基于血缘关系、姻缘关系、业缘关系以及地缘关系等构成的“七大姑八大姨”网络、宗族网络、邻里网络等，这为乡村社会创业者进行社会资源动员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创业者能够通过“社会声望”和专有性知识来构建新的社会网络，最终达到社会资源动员的目的。社会创业者通过创新手段解决乡村社会问题，促进乡村发展，往往能够提升自身社会知名度，形成一定的“社会声望”。社会创业者能够通过“社会声望”来吸引他人的合作，从而构建新的社会网络，从而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例如，商业企业为了借助社会创业的“社会声望”来获取自身经营的合法性或者获得自身被社会认可的良好声誉，往往愿意寻找社会创业者进行合作。同时，社会创业者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形成的专有性知识也能够帮助社会创业者吸引他人的合作，从而构建新的社会网络。^㉟例如，政府部门为了利用社会创业者的专有性知识来提高自身服务的效率，往往愿意与社会创业者进行合作。

最后，社会建设是社会机会开发的基础保障和加速器。中国很多乡村都普遍存在着基础设施落后和产业基础薄弱的问题，使得乡村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和保障。因此，乡村价值的共创除了要从内部激发乡村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还需要借助于外部社会建设的作用来保障和加速乡村价值共创。在乡村社会机会开发过程中，社会创业者主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平台打造和产业基础构建等方面开展社会建设活动。虽然乡村社会建设意味着高投入、低回报或回报周期过长，但社会创业者在社会使命驱动下，能够成为乡村社会建设的有效主体。例如，“大三湘”的社会创业者投入建设了油茶种植基地，SEE社会创业者扶植本地建立谷子生产仓库加工销售的产业链。这些社会建设活动为乡村建立了完善的价值创造环境和系统，提高了村民信息、资源等方面的可获得性。

机会的实现意味着价值的获取，然而不同于商业创业中由创业者占有主要价值，社会创业通过建立“三重底线”机制来实现乡村价值的平衡与共享。社会创业具有“社会、生态、经济”三重底线，即社会创业同时追求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获取，这是贯穿社会机会识别和开发过程中的目标，也是保障社会创业机会实现的机制。“三重底线”机制创造了一种价值分配结构，保障了乡村价值的平衡与共享，正是起到了结构赋能的作用。

首先，社会创业具有明确的社会和生态底线，即社会创业从一开始就追求社会目标或生态目标，其最终目的也是解决社会问题或生态问题，满足社会和生态需要。社会影响力评价和产出的社会性是保证社会创业社会和生态底线的主要机制。社会影响力评价是以社会或生态价值创造的多少为评价标准，是社会创业绩效评价的重要方式。而社会创业产出的社会性则要求社会创业者建立合适的分配机制。例如，陕西省袁家村的社会创业中建立全民股份制作坊街的机制，小吃街合作社每户按照收益情况进行利润分成，收益高的比率降低，收益低的比率增大，对不挣钱却又是小吃街必备的品类合作社给予补贴，最低保障以家庭为单位每年8万—10万元的收入，很好地平衡了收入差距问题。

其次，社会创者具有明确的经济底线，因为社会创业需要获取一定经济收入用于自身可持续性发展。营利性活动、可持续性的捐赠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等是保证社会创业经济底线的方式。营利性活动即社会创业者像主流商业企业家一样进行市场交易来获取经济收入，以建立长期的可持续性。社会创业者所得收入除了用于支持实现社会和生态目标外，还要用以实现财务上的可持续^㊱㊲。可持续捐赠是指社会创业活动能够从机构或个人获取持续的捐赠，以保证社会创业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有持续的支持。政府购买服务是指政府将自身原本承担的公共服务通过公开招标等形式转交给社会创业者来提供，这也为社会创业者提供了持续性支持。

因此，不同于商业企业单纯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而忽视了社会和环境价值，导致乡村生态环境破坏、社会矛盾丛生等问题。也不同于传统公益活动纯粹的社会和环境效益追求而忽略了经济价值，导致难以实现自身可持续性。社会创业在乡村振兴中通过“社会、生态、经济”三重底线机制对乡村进行结构赋能，保证了乡村价值获取过程中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平衡和共享。

综上所述，社会创业推动乡村振兴的机制体现为赋能机制，乡村社会创业者首先通过心理赋能来引导乡村价值发现，进而通过能力赋能和结构赋能推动乡村价值共创，最后通过结构赋能来实现乡村价值平衡与共享。

机会开发手段的差异决定了社会创业模式的不同。社会创业推动乡村振兴的机制表明，在机会开发过程中，社会创业者既要进行能力赋能，又要进行结构赋能。然而，由于自身能力和乡村具体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现实中的社会创业者往往在能力赋能和结构赋能二者之间的侧重有所不同。能力赋能代表了内部赋能，结构赋能代表了外部赋能。因此，我们根据内部赋能和外部赋能的比例来对乡村社会创业模式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将乡村社会创业模式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如图2所示）。其中，乡村项目型社会创业模式以“e农计划”为典型代表；乡村外部嵌入型社会创业模式以“SEE沙漠小米”为典型代表；乡村内生自发型社会创业模式以“大三湘”为典型代表；乡村混合型社会创业模式以“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地”为典型代表。

图  2  乡村社会创业模式分类

浙江省杭州易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是邓飞，他发起了“e农计划”，通过建立电商平台“e农春天”，来帮助销售农产品。我国很多乡村地区的农产品都存在滞销问题，因此高效的农产品销售渠道成为很多乡村的迫切需求。邓飞正是识别到了这一社会机会，进而开展“e农计划”这一社会创业行动。为此，“e农计划”在商业模式上进行了创新，它主要借助线上渠道，采用向B端大客户团购销售的方式进行农产品销售，同时通过e农春天品牌为产品赋能增值，帮助农民实现增收。在获取资源支持方面，邓飞在利用当地社会网络的同时也构建了新的社会网络来动员社会资源。一方面邓飞通过免费午餐、大病医保这些公益项目获得当时村民和政府的信任与支持；另一方面通过自身“知名公益人”的身份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校友关系来吸引更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其中。最终，通过“e农计划”为当地直接创造的销售额均在百万以上。同时“e农计划”坚持提供原生态的农产品，给乡村以尊严，并以解决农村人口外出导致的留守儿童问题以及其引发的家庭撕裂问题为最终目的，这保证了“e农计划”的三重底线目标。

e农计划尽管解决了农产品销售的过程，但是村民的销售能力和农村的基础设施等并没有因此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因此，e农计划体现了外部赋能和内部赋能都相对较少的特点。这种类型的社会创业类似于为解决某个特定乡村问题而建立的项目，因而影响范围通常较小，不需要大量的外部赋能，也难以产生很大的内部赋能功能，所以我们将这种类型的社会创业称为项目型社会创业模式。目前中国以帮助销售滞销农产品为代表的很多社会创业行动都属于这一模式。

沙漠小米行动由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启动，旨在引导沙漠地区当地农民种植特定品种的节水小米。沙漠地区的乡村一直以玉米等作物种植为主，并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进行灌溉。在干燥缺水的沙漠地区这种种植模式是高耗又低效的，迫切需要新型生产技术和生产模式。SEE正是识别到了这一社会机会，决定开展沙漠小米这一社会创业行动。为此，SEE一方面在技术上进行创新，推动农户使用滴灌节水技术，推广生态/有机农业，改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农民增产；另一方面在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开发“NGO+社会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实施模式，研发小米的深加工衍生品，并结合互联网，创新性地推出地主证、粮票、宅配套餐等新型产品，帮助农民实现增收。在获取资源支持方面，SEE在利用当地社会网络的同时也构建了新的社会网络来动员社会资源。一方面SEE与当地的可持续农业合作组织和政府合作，取得农户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成立专门面向市场的社会企业，以及凭借自身影响力吸引外部企业合作来获取市场、资金和技术等资源的支持。最终，2009—2016年底，SEE累计推广沙漠节水小米种植10294亩，农户亩均增收近500元，总增收近500万元，总节水量超过380万吨，实现了社会、生态、经济的三重底线目标。

SEE沙漠小米的社会创业模式的核心在于为沙漠地区乡村投入和推广滴灌节水技术，并扶植本地建立谷子生产仓库加工销售的产业链，成立专门的社会企业专事销售节水小米产品，向市场和公众推广这种独特的作物，体现了以外部赋能为主，内部赋能比例相对较少的特点。这种类型的社会创业通常主要以构建平台、投入设施和资金等方式对乡村进行外部赋能，内部赋能功能相对较弱，所以将这种类型的社会创业称为外部嵌入型社会创业模式。

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有限公司由周新平创建于2008年，旨在通过发展油茶产业带动家乡衡阳南县当地农民创业，以实现家乡的脱贫致富。周新平的家乡南县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大量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家乡民力凋敝，贫穷落后。而要改变家乡的面貌，迫切需要通过建立农业产业来唤回外出打工的农民。周新平识别到了这一社会机会，决定利用发展茶油产业来吸引外出打工农民回乡。为此，周新平成立了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加农户、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来带动农民创业。大三湘还创新性地采用了针对企业界人士为主的会员模式，同时建立起心联网，搭建平台将农户、会员结成紧密的物物互联、心心互联的关系，有效解决了茶油产品的销售问题。在获取资源支持方面，周新平在利用当地社会网络的同时也构建了新的社会网络来动员社会资源。一方面，周新平践行利他哲学，以“先富裕农民，才会有大三湘的未来”为原则，处处优先考虑农民利益，使农民从怀疑甚至个别破坏，到观望、参与，拥护、信任和感激。另一方面，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周新平投身家乡建设、返璞归真的行动也感染了身边不少“董事、总裁”朋友，先后得到多家企业的出资参股和资源支持。最终，大三湘模式吸引了大批原来在外打工的年轻劳动力进行油茶产业创业，截至2016年，大三湘已带动46000户农民增收，村人均年纯收入超过2万元。同时，周新平“崇尚自然、健康”“重建美丽乡土，还土地最初的尊严”“先富裕农民”等理念以及成立幸福基金会、参与授渔计划等公益行动又保证了大三湘在社会创业过程中乡村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实现。

大三湘的社会创业过程主要是以茶油产业为突破口来带动农民创业，实现外出务工农民工返乡和增收，体现了内部赋能为主、外部赋能少的特点。这种类型的社会创业通常以个体“单枪匹马”式的社会创业为主，由于个体能力的限制，难以进行大量的外部赋能，只能采用帮助乡村实现自我内部赋能的方式，所以将这种类型的社会创业称为内生自发型社会创业模式。

陕西省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地的创始人和总设计师是袁家村党支部书记郭占武，2007年以来，他带领党支部通过将关中民俗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相结合，把袁家村打造成了关中印象体验地，带领全村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产业政策调整，淘汰落后产能，村办企业陆续破产倒闭，袁家村逐步沦落为一个“空心村”，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同时在资源贫瘠的袁家村保留着的传统老建筑、老作坊、老物件等关中民俗文化却没有得到开发。以郭占武为核心的党支部识别到了这一社会机会，决定将袁家村打造成为关中印象体验地。为此，郭占武以关中民俗文化为突破口，开创了乡村旅游的商业模式，通过成立农民合作社等来打造创业平台，并建立农民学校来教育和培训村民，以把村民组织起来共同创业，开创性地打造了一个以关中民俗文化为核心的相容共生、互补兼顾、层次递进、环环相扣的完备商业体系和成熟商业模式。在获取资源支持方面，郭占武首先通过利用当地现有网络来动员社会资源。他要求全体干部不谋私利，以身作则，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以实际行动取信于群众，获得了村民的信任和支持，进而实现了举全村之力打造乡村旅游。郭占武同时也通过建立起来的知名度来构建新的社会网络以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袁家村在发展过程中吸纳了很多外部人员和机构参与其中，为袁家村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源。此外，袁家村的关中印象体验地开发过程中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总投资超过了10亿元，其中在打造农民创业平台上，全村整体发展就约有一个多亿的投资。最终，通过乡村民俗旅游这种模式，袁家村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17年，已吸纳3000多人就业，带动周边万余农民增收，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67000元。同时全民股份制作坊街的机制和乡村旅游的模式还解决了工农业生产与社会、环境的矛盾，实现了社会、生态和经济的三重价值获取。

可见，袁家村的社会创业过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以关中民俗文化为突破口，引导村民创业来发展乡村旅游业；二是建设乡村基础设施。前者是帮助乡村内部赋能，后者是为乡村外部赋能，体现了外部赋能和内部赋能都多的特点。这种类型的社会创业通常一方面通过构建平台、投入设施和资金等方式对乡村进行外部赋能，另一方面则同时从内部为当地村民赋能，帮助村民形成自我内部赋能的能力，所以我们将这种类型的社会创业称为混合型社会创业模式。

通过上述四种乡村社会创业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混合型社会创业模式采用外部赋能和内部赋能并举的手段，能够形成互补，加速乡村振兴的进程。这种模式适合于那些对基础设施要求较高的领域，或是那些偏远、基础设施落后的乡村地区。内生自发型社会创业模式采用内部赋能的手段，能够帮助乡村实现内生可持续发展，但相比于混合型社会创业模式，由于缺乏在基础设施、资金等方面的外部赋能，这种模式下乡村振兴进程乡村较慢。这种模式则比较适合于那些对基础设施要求不高的领域，或是城市周边、基础设施相对完备的乡村；外生嵌入型社会创业模式以外部赋能为主要手段，类似于传统的政府和公益部门的乡村建设模式，虽然能够产生一定的自我内部赋能，但一旦缺少外部的持续外部赋能，自我内部赋能也将难以维持，因而这种模式下的乡村振兴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种模式比较适合于那些投入高且收益低的领域；项目型社会创业模式由于自身规模和影响范围的限制，难以产生大的外部赋能或内部赋能，因而这种模式下的乡村振兴很难全面地实现。这种模式比较适合于那些投入要求低且复杂性低的领域。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的重要战略举措，传统乡村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乡村振兴的要求，社会创业能够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型有效手段。通过社会创业推动乡村振兴思路下，乡村振兴是社会创业机会识别、开发和实现的过程，也是社会创业者通过赋能帮助村民发现乡村价值、实现价值共创和共享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乡村价值的发现主要来源于社会创业者对村民的心理赋能；乡村价值共创是建立在社会创业者对村民的能力赋能和对乡村的结构赋能基础之上的；乡村价值的平衡与共享是通过社会创业者基于三重底线机制的结构赋能实现的。并且根据乡村价值共创中内部赋能和外部赋能比例的不同，乡村振兴的社会创业模式可以划分为项目型、外生嵌入型、内生自发型和混合型四种，这四种模式的成效和适用情况也均不同。

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首先应注重培育乡村社会创业家群体。当前乡村中的带头人、能人或乡贤、返乡者、外部的企业家或专业人士四类主体都可以成为中国乡村社会创业者。其次，要根据不同的赋能方式实施不同的政策组合。针对乡村心理赋能，要通过加强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引入新的文化、知识和思维，打破乡村已有的惯例，提升村民主动性和改变现状的信念；针对能力赋能，要鼓励多种创新模式，推动乡村社会创新，尤其是要支持和鼓励新型乡村合作社、农村电商等新模式；针对结构赋能，要加强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社会创业打造良好的环境，还要积极培育当地特色的产业基础。最后，要鼓励内部赋能型乡村社会创业模式，尤其是要推动大型企业、机构深入乡村开展混合型社会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