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近年来，主观阶层认同研究再度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门议题，呈现出一轮复兴势头。 ¹在国际学术界，学者们通过跨国比较分析宏观社会经济情境或制度影响 ²；在国内学术界，学者们则挖掘主观阶层认同的各种影响因素 ³。关于主观阶层认同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理解人们的阶层认知和阶层意识，有利于把握社会意识和社会观念变迁。具体而言，主观阶层认同的研究有两类问题意识及理论关怀：第一类问题意识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即关注主观阶层的变化模式及其社会后果，研究者们一般认为阶层意识将会影响人们的社会行动，认为阶层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关联着社会心态、政治倾向以及个人福祉 ⁴；另一类问题意识则来自韦伯，即在多维阶层结构假定下，通过探究主观社会阶层的具体影响因素进而发掘那些被人们广为认可的阶层指标，由此透视客观社会阶层结构变迁 ⁵。

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而言，主观阶层认同研究有着更具现实性的意义及政策意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社会变迁，一方面，人们在生活水平、经济收入、财富积累等方面均获得了极大的提升，民众具有较高的获得感；另一方面，人们在收入、财富以及生活水平等方面的不平等也在加深，社会不平等呈现加剧的态势。 ⁶那些影响主观社会阶层的突出因素，往往被认为是人们所认可的社会不平等或者社会分层的关键来源。通过主观社会阶层研究，学术界能够更为便利地捕捉到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公众心态的变化。

在此背景下，国内近些年主观社会阶层议题的研究文献，主要将关注点集中在阶层认同决定模式、阶层认同偏移等议题。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现象是，我国居民的阶层认同存在“向下偏移”情形，与西方社会的“中间偏移”明显不同。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微观的个体层面因素，试图探索主观社会阶层形成的微观机制甚至心理机制，往往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宏观阶层结构背景。虽然有一些学者突破个人层次因素而转向关注宏观因素 ⁷，但主要测量多为单一的经济增长或经济不平等指标，而未考虑宏观阶层结构的影响。

因此，本文尝试将宏观阶层结构重新纳入主观阶层认同研究中，试图回答如下问题：（1）宏观阶层结构信息是否会影响人们的主观社会阶层认同？（2）如果存在影响的话，宏观阶层结构信息会如何影响人们的主观社会阶层认同？即，宏观阶层结构信息会如何影响人们的阶层认同偏移？笔者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中设计了一个调查实验，将三种典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图片作为实验干预信息，考察不同的宏观阶层结构信息是否影响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并进一步探讨宏观阶层结构信息的影响方向，从而完善主观社会阶层形成理论。

有关主观阶层认同形成的研究文献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切入分析，以微观分析为主的文献主要从个人角度，探讨个人如何寻找群体认同；以宏观分析为主的文献，则主要从社会出发，探讨不同的社会情境如何形塑人们的阶层认同。

杰克曼夫妇曾给主观阶层地位做过经典定义：“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的感知构成主观阶层地位。” ⁸他们的定义中包含了阶层结构和位置感知两个部分，不过后续研究更多侧重于分析人们如何感知位置，即探究影响人们感知和评判自身社会地位的因素，而将阶层结构视为已知的或恒定的信息。

第一，个人或家庭的客观社会地位决定了其主观阶层认同。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基本假定即一个社会的阶级或阶层是基于客观社会位置而形成的，客观的分层结构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基本分界线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基础。 ⁹强调客观社会地位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文献通常认为，人们的主观阶层地位是其客观社会地位的映射，那些反映客观社会地位的指标同样会影响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学者们广泛拓展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阶层理论，尝试发掘各类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客观阶层因素。已有文献发现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收入以及资产等客观阶层地位的构成因素均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影响。 ¹⁰特别是近年来，住房作为重要的客观社会经济因素，其消费属性和财富属性均影响着人们的主观社会阶层。 ¹¹李骏分析了1991年至2013年上海居民的阶层认同变迁过程，发现过去二十余年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经历了从收入到资产的转变。 ¹²这些研究强化了从客观社会地位到主观社会地位的形成理论，逐步揭示了影响主观社会阶层认同形成的各类因素。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客观社会地位指标与主观社会阶层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主观社会阶层可能不是客观社会阶层的简单映射，主观和客观地位往往呈现不一致性 ¹³，主观社会阶层与客观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偏差或者错位 ¹⁴。

第二，人们通过群体比较的方式形成自身对社会阶层的认同，主观社会阶层是人们社会比较的结果。 ¹⁵参照群体理论揭示，人们在对自我阶层进行定位时，不仅会考虑到自身的客观社会经济情况，还会考虑到其周边的参照群体。换句话说，主观社会阶层的形成来自自己与他人的比较过程。正是在与他人的比较中，人们才确认自身的社会阶层地位。 ¹⁶刘欣在参照群体的理论框架下，提出了“相对剥夺感”命题，认为人们处于社会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才会更为计较自己的得失，由此产生更为明确的阶层意识。那些处于相对剥夺地位的个人，更倾向于认为阶层分化及社会不平等。 ¹⁷在参照群体的选择上，人们通常会选择与自己同质性的群体，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人们往往更倾向于选择中间位置，由此形成了“中产认同偏移”。来自跨国比较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人们在评判自身社会阶层时，亦往往选择居中位置，从而产生了主观阶层地位与客观阶层的偏离现象。 ¹⁸在中国的研究表明，参照系的变动是引发中国人主观阶层偏移现象的一个因素。 ¹⁹

第三，人们的主观社会阶层不仅通过群体比较而形成，还会源自自我比较而形成。代际和代内阶层向上流动，能够促使人们认同更高的主观社会阶层。在工业化和体制转型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居民有着较高的代际向上流动率，有力地增强了个人的主观幸福感 、社会公平感，缓解了社会冲突感。 ²⁰综合多次全国社会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也发现，我国居民的主观流动感知与阶层的自我定位有着较强的关联。 ²¹

以上主观阶层认同的文献，大多从个体微观角度出发，探讨个体如何寻找群体认同、感知阶层地位。这些文献从微观视角分析主观社会阶层形成，提供了诸多学术洞见，完善了主观阶层认同理论，但同时也将阶层认同研究引向了琐碎：一方面众多文献探寻那些影响主观阶层认同具体的、细微的指标；另一方面一些文献则卷入群体比较的狭小路径中。总而言之，这些主观阶层认同的研究过于关注微观层次的影响因素，忽略了宏观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宏观社会情境变动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阶层意识的形成，与人们所处社会的剧烈变迁有关。一个剧烈的社会变迁更可能激发阶层意识。 ²²换句话说，宏观社会结构变动更可能激发人们的阶层意识。具有宏观视角的学者们更倾向于分析长时间段内经济社会变化对人们主观社会阶层的影响 ²³，或是对不同宏观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主观社会阶层形成过程开展跨国比较研究 ²⁴。这些研究试图揭示经济发展情况、社会平等状况对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产生的影响。

一方面，经济发展对提升主观社会阶层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被认为是调节主观社会阶层的宏观因素。埃文斯和凯利的跨国比较研究证实，社会发展水平会影响人们对主观社会地位的感知，生活在更富裕国家的居民会感觉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更高。 ²⁵宋庆宇和乔天宇比较了上海和甘肃两个省份民众的主观社会地位差异，发现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发展程度更高的地区，个体的教育、职业等后致性因素影响更为显著，而在甘肃这样的欠发达地区，人们还未形成稳定的评价标准。 ²⁶李骏对上海长时段的阶层认同变迁进行考察，发现城市社会变迁的阶段性特点决定了阶层认同决定因素的变迁。 ²⁷这些文献表明，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影响人们主观阶层地位的结构性因素会存在差异。

另一方面，社会经济不平等对主观社会阶层认同的削弱作用。柯蒂斯（Curtis）对33个国家的跨国比较研究发现，经济不平等会引起主观阶层地位下移，当收入不平等上升时，中产阶级认同式微。 ²⁸来自欧洲的实证结果也表明，收入不平等会降低人们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评价，并且进一步影响生活满意度等主观指标。 ²⁹跨国比较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会降低人们的阶层认同，收入越不平等穷人越可能将自己归类于社会下层 ³⁰；国内研究则发现，资产不平等伴随着住房价格上涨日益增强，人们的社会阶层认同会越发受到住房等资产的影响 ³¹。

以上从宏观视角分析主观阶层认同的文献，实际上讨论的是在宏观社会经济背景下，具体的阶层指标是如何作用于主观社会阶层的。国外学者的研究通过将特定宏观信息−经济发展水平、收入不平等程度等信息作为一个变量纳入到模型中，观察到了这些宏观因素的显著影响。国内学者的研究一方面将宏观信息作为相应的变量纳入解释模型，另一方面通过转型中国的历史比较来深化宏观解释。这些研究都重新将宏观社会结构信息纳入主观阶层的形成解释中。不过，宏观社会结构信息作用的具体机制仍然不够明晰。

综合以上群际比较文献和宏观社会结构文献，笔者认为宏观阶层结构信息将会影响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具体而言，存在两种可能的影响机制：

一种机制在于，当社会阶层结构越不平等，人们会越有底层感觉，从而降低人们的阶层认同。也就是说，当人们接触到那些不平等的社会阶层信息时，会激发自己的底层生活感受，从而形成自我阶层感知。也即：

假设1：人们认识到不平等宏观阶层结构信息时，其主观阶层认同越可能向下偏移。

另一种机制在于，人们在进行自我阶层定位时，会有“趋众认同”的心理倾向。“趋众”或“从众”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社会心理特征。换句话说，人们若认知到社会的阶层结构，会倾向于选择客观上与自身相近但人数更多的社会地位层级。已有文献在解释“主观社会阶层趋中认同”时，认为人们会选择与周边群体进行比较，由于群体同质性，故而最后倾向于选择认同中间位置的社会阶层。 ³²但是，群体交往和群体比较机制忽略了宏观阶层结构的特征。在西方国家，社会阶层结构更接近于“橄榄型社会”，人们也可能是由于“趋众认同”而认同中间阶层。这也有可能使得在中国转型社会研究时，学者们观察到了“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而非“趋中认同”的结果。 ³³

假设2：人们在形成主观阶层认同时，会倾向于选择人数更多的地位层级。

质言之，社会阶层结构信息会影响人们的主观社会阶层。当面对不平等社会阶层结构信息时，人们会降低对自身社会阶层地位的判定。与此同时，人们在判断自身社会地位时还会出现“趋众认同”，即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更为接近客观地位但同时人数占比更大的阶层地位作为自身认同。

调查实验（Survey Experiment）是一种在调查问卷中纳入实验干预，以检验实验效应的方法。调查实验法融合了社会调查和随机实验两者的优势，一方面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从总体中抽取有代表性的样本，以实现对总体的推断；另一方面通过设计实验干预以估计干预的因果效应，从而较好地平衡了外部效度和内部效度。 ³⁴随着调查技术的发展，国外社会科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研究中涌现了一批使用调查实验法的研究成果 ³⁵，国内政治学或公共管理学等学科也有若干成果基于调查实验方法 ³⁶。这些研究不仅拓展了调查实验的使用情境，还进一步验证了调查实验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随着计算机辅助调查和网络调查方式的兴起，调查实验法的适用情境正在逐渐增加。已有文献通常认为，调查实验法比较适合研究人们的态度、情绪、价值观念及决策。 ³⁷具体而言，使用调查实验法的文献主要存在于以下研究情境中：第一，通过实验设计情境进行信息干预，探究不同信息刺激对人们认知或态度的影响 ³⁸；第二，通过析因调查实验，探究人们判断或决策的考虑因素 ³⁹；第三，通过列举实验法，探究人们对敏感议题的回应 ⁴⁰。基于调查实验法的这些研究结果，呈现了不同信息刺激或者不同情境下人们的观念差异，在因果分析的层次积累了富有洞见的理论发现。 ⁴¹

调查实验最为关键的步骤在于对调查样本进行随机分组，对不同组别的样本实施信息干预，继而判定实验干预的因果效应。调查实验方案遵循如下步骤进行设计：第一，明确具体的实验干预信息，既包括对照信息也包括干预信息；第二，明确样本随机分配方案，以实现不同组别的信息干预；第三，对一些样本特征进行平衡性检验，以确保通过样本随机分组控制了混淆因素；第四，通过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的结果差异以评估干预效应。

本研究的实验干预信息即宏观阶层结构。在调查实验中，笔者将“橄榄型”“金字塔型”以及“倒丁字型”三种阶层结构作为实验干预信息（图1中图片b、c、d可见），“梯子型”的阶层结构则作为参照组信息（图1中图片a可见）。这四组宏观阶层结构作为调查实验干预信息，来自已有研究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经验性判断。在以往的社会调查中，一般会向被访者出示“梯子型”的阶层结构图片，询问被访者主观社会阶层评价。 ⁴²“梯子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假定每个层级的规模是一样的，仅呈现了社会层级的高低之分，未呈现社会阶层结构特征。这样，被访者也就无法了解各社会层级的具体规模。“梯子型”结构是多数社会调查为了简便而设计的理想型社会结构，很难说是真实存在的。为了便于比较，笔者在调查实验中把“梯子型”阶层结构设为实验对照组。学术界对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样式仍然存在争议，但通常认为 “橄榄型”阶层结构、“金字塔型”社会阶层结构 ⁴³以及“倒丁字型”社会阶层结构是最为典型的客观社会阶层结构类型。 ⁴⁴在不平等程度方面，“橄榄型”阶层结构通常被认为是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阶层，上层和下层比例均相对较低，表现为更为平等社会的特征。 ⁴⁵“金字塔型”社会阶层结构则通常被认为是不平等的阶层结构，在这种社会中，底层人民占据较高比例，而中上层人数有限。“倒丁字型”社会阶层结构则被认为是更不平等的社会阶层结构，在这种社会阶层结构中，中产阶层人数比例极低，底层人数占据绝大部分。 ⁴⁶

图  1  宏观阶层结构信息实验干预信息

调查实验法的关键一步在于随机分配调查样本，通过随机的方式控制住其他未观测的因素的影响。笔者设定调查样本随机分组的电脑程序，一组为参照组，另外三组为实验组。调查系统将根据随机分组结果，向被访者展示每组对应的宏观阶层结构图片，并由访问员念读：“在上海，有些人居于顶层，有些人则在底层，就像这张卡片一样，请问您认为自己在哪个等级上”。请被访者根据图片，从1至7这几个数字中选择一个，作为其主观社会阶层。

本研究的调查实验设计，能够在控制个人异质性的基础上，捕捉宏观阶层结构信息对人们主观阶层认同所产生的影响。一方面，可以考察具体宏观阶层结构信息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可以探究其影响的具体方向。

笔者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住户调查项目的成人问卷中实施了上述调查实验。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是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设计并执行的大型城市社区调查项目。上海都市社区调查包括社区调查和住户调查两个子项目。其中住户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PPS随机抽样方法在全上海范围内抽取了180个居村委，每个居村委抽取了30户家庭。对于抽中的家庭样本户，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访问户内全部成人样本和少儿样本。上海都市社区调查的住户调查样本不仅能够在全上海市的层面具有代表性，同时还能够满足对各区代表性的需求。上海都市社区调查的住户调查的入户访问于2016年正式开始，2017年暑期顺利完成，最终获得了5102户家庭问卷，8629份成人问卷以及1880份少儿问卷。 ⁴⁷

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面访数据收集采用了计算机辅助面访调查系统（Computer-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s, CAPI）。在成人问卷调查时，根据成人的个人属性生成不同的模块化问卷，比如移民模块问卷和长者模块问卷。利用CAPI的特性，SUNS调查的成人问卷包括了一组“实验题”模块，以上调查实验即在该模块实施。在问至主观阶层地位题组时，CAPI系统会根据设定的等概率抽取程序，将每个样本随机分组，即对照组或3个实验组。当被访者随机分配至对照组时，CAPI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图1a，并提醒访问员出示对应的打印卡片给被访者观看；当被访者分配至3个实验组时，电脑屏幕显示图1中相应的实验图片，并提醒访问员出示对应的打印卡片给被访者观看。

SUNS成人问卷中有7717人参与了“主观阶层地位”模块的调查实验，其中对照组有1903人，实验组1有1922人，实验组2有1949人，实验组3有1943人。从四组样本规模来看，整体上满足了随机四等分原则。本文在分析时纳入了教育、社会经济地位（ISEI）、收入等协变量，剔除协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最终使用的有效样本数为3690人。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被访者的主观阶层地位，在实验中被设计为1至7分。为了实证结果更为直观，笔者将原始数值进行重新编码，转为分数越大表示主观阶层地位越高。

本研究的关键自变量为实验效应，即三组宏观阶层结构信息与对照组信息相比，对人们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表1呈现了不同实验组别样本的宏观社会阶层分布，从中间阶层认同（即选4）比例来看，实验组2中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组；从低于中间认同（即选1—3）的比例来看，实验组1和实验组3的比例相对较高，而对照组和实验组2的比例相当。将表1的交互表频数结果进行卡方检验，卡方值为53.176（df=18），p值为<0.001，即各实验组之间的主观阶层地位分布存在着显著的组间差异。

为了探究宏观阶层结构对主观阶层认同影响的异质性，本研究在分析中纳入了四个客观阶层变量以及被访者的个人特征作为协变量。客观阶层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社会经济地位指标（ISEI）、个人月收入以及当前住房的市场价值四个变量。其中：受教育年限根据被访者回答的受教育程度换算，社会经济地位指标（ISEI）根据被访者回答的具体职业内容编码为ISCO88后转换而来，个人月收入为被访者所报告的个人所有收入，住房市场价值为被访者所回答的当前住房市场价值。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户口、党员身份、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变量。

从表2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通过电脑辅助访问系统（CAPI）实施的对照组和实验组随机分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各实验组样本的协变量与对照组样本的关键变量之间绝大多数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仅实验组3样本的受教育年限与对照组样本的受教育年限存在略微的差异（相差0.417，p<0.05）。换句话说，不同实验组样本之间的混淆因素基本上通过样本随机化的方式控制住了。

不同实验组别样本的主观社会阶层分数均值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实验组1和实验组3同对照组的主观阶层平均分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中实验组1的主观阶层平均分数比对照组显著低0.223分（t=3.47, p<0.001），实验组3的主观阶层平均分数比对照组显著低0.156分（t=2.35, p<0.05），实验组2的主观阶层平均分数与对照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表2的结果表明，社会阶层结构信息会对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显著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相对于“梯子型”的社会阶层结构，“金字塔型”和“倒丁字型”的社会阶层结构信息会降低人们的主观社会阶层地位，而“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信息则没有显著的影响。

在实验数据分析中，多采用简单的均值比较和t检验分析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结果差异，由此来推断实验效应。调查实验法同时收集了样本其他信息，从而能够使用更为复杂的统计方法进行分析，除了进一步控制其他干扰因素，还能探索实验效应的群体异质性。

本研究的因变量主观阶层认同赋值为1至7，可以视为定序变量，数值越大表明阶层越高；另外，还可以将其视为主观阶层分数而处理为连续性变量。当主观阶层认同被视为定序变量时，一般可以采用次序logit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进行统计分析；当主观阶层认同视为连续性变量时，则可以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模型估计。为了进一步分析实验效应对层级之间偏移的影响，还可以将因变量视为类别变量，从而可以使用多分类logit模型（multinominal logit model）进行分析。

表3展示了实验效应及客观社会阶层指标对人们主观社会阶层认同所产生的影响。模型1至模型3报告了OLS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 报告的是实验效应的单独影响，模型2和模型3分别控制了客观阶层地位以及人口学特征等变量后实验效应的影响，模型4汇报的是全模型的次序logit（ordered logit）模型的结果。

表3模型1结果显示，三组实验中有两组对人们的主观社会阶层认同产生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实验组1和实验组3都显著降低了人们的主观社会阶层分数，其中实验组1与对照组相比显著降低主观社会阶层0.224分，实验组3与对照组相比显著降低主观社会阶层0.156分，实验组2与对照组相比对主观社会阶层分数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模型2加入四个主要的客观社会阶层变量之后，实验效应的系数略有变化但仍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实验效应对主观社会阶层的影响是显著的且相对独立的，虽然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受到客观社会阶层因素的影响。模型3继续增加个人的户籍、党员、性别、年龄和婚姻等特征之后，实验效应仍然显著。模型4中次序logit的模型结果与模型3中的OLS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实验效应对人们的主观社会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作用。

从图1可知，实验组1和实验组3分别代表了“金字塔型”和“倒丁字型”社会阶层结构，而实验组2代表的是“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从理论意义而言，“金字塔型”是一种较为不平等的宏观阶层结构，“倒丁字型”则是一种更为不平等的社会阶层结构，这两种社会阶层结构都是底层比例较大，中等阶层和高层相对较少。“橄榄型”阶层结构是学术界通常认为的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在“橄榄型”社会中，中产阶层有着较大的比例，而底层和顶层比例则相对较低。三组实验结果在理论上表明，不平等的宏观阶层结构信息会降低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换言之，宏观社会阶层结构越不平等，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会相应地降低。相反，较为平等的宏观社会阶层结构信息，则不会对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构成显著影响。

为了进一步验证以上理论推断，表4汇报了对主观社会阶层的多分类 logit（Multinominal Logit）回归结果。在表4中，我们将1至7的主观社会阶层设定为类别变量，将中间阶层4作为阶层选择的对照组，查看实验效应对人们主观社会阶层选择的影响。

表4的模型结果显示，实验效应对人们的主观社会阶层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1的样本更倾向于选择2和3作为社会阶层地位而非选择4，同样他们也更倾向于选择4作为自己的主观社会阶层而非选择5。这也就表明，实验组1的信息使得人们显著倾向于选择更低的主观社会阶层。同样，实验组3的系数与实验组1的系数符号方向倾向于一致，但是仅有社会阶层1的系数边缘显著（p<0.1），而其他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4实验组2的效应与表3看似存在差异。实验组2中各选项系数均为负且四个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实验组2中，各样本显著地倾向于选择社会阶层4作为自己的主观社会阶层。这进一步验证上文的结论，即当人们面对越不平等的宏观阶层结构信息时，会倾向于降低自己的主观社会阶层认知，而当人们认识到更为平等的社会阶层结构时，人们则会增强对自己中间社会阶层的认同。

为了进一步检验以上结论的稳健性，笔者还将家庭问卷中的家庭社会阶层认同作为近似前测检验，以检查实验效应的稳健性。近似前测结果和实验干预结果再次证实，实验干预对人们的主观社会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实验效应。 ⁴⁸

以上模型结果确认了实验干预对人们主观社会阶层认同的显著效应，但是仍然遗留的疑问是：实验效应是否存在群体异质性？换言之，实验效应是否会随着客观社会阶层地位而发生变化？

表5通过纳入实验干预与四个常见客观社会阶层变量的交互项，以解答以上疑问。在表3（模型3）的基础上，表5中模型1加入了实验干预与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模型2加入了实验干预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的交互项，模型3加入了实验干预与月收入对数的交互项，模型4加入了实验干预与当前住房市值对数的交互项。为了使得加入连续变量交互项后实验干预的主效应仍然具有解释意义，以上四个代表客观社会地位的连续性变量均进行了对中化处理。这样，模型中实验效应变量主效应即为相应客观社会地位为均值情况下的干预效应，交互项即为实验效应与客观地位变量的交互效应。

表5中四个模型的交互项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实验效应并不随着客观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实验效应不存在群体异质性。不过，实验干预变量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主效应显著，表明两者相对独立地对主观社会阶层认同产生影响。

以上调查实验统计结果表明，SUNS调查中的宏观阶层结构信息实验对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显著的影响。不同类型的阶层结构信息会影响人们对自身的阶层地位评价，并且这种影响具有独立性，不随人们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而变化。相对于“梯子型”的宏观阶层地位信息，“金字塔型”和“倒丁字型”的宏观阶层结构信息会显著降低人们的主观阶层评价，而“橄榄型”的宏观阶层结构信息则没有显著的影响。

本文基于主观阶层认同形成的文献脉络，提出了宏观阶层结构信息影响人们主观阶层认同的研究假设。通过分析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中的调查实验数据，有效检验了该假设。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发现：第一，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受到宏观阶层结构信息的影响。第二，不平等的社会阶层结构信息，会促使人们主观社会阶层认同向下偏移；而相对平等的阶层结构信息则能够有效提升人们的中间阶层认同。第三，没有证据表明宏观阶层结构信息对主观社会阶层认同的影响随着客观阶层地位而存在异质性，但是宏观社会阶层结构情境，一定程度上调节着客观阶层对主观社会阶层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还未能够通过有效的统计检验。总而言之，人们所面对的宏观阶层结构信息会影响其主观社会阶层，不平等的社会阶层结构信息将促使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向下偏移。

在理论解释方面，笔者认为宏观社会阶层结构产生影响的基础是人们的“趋众认同”心态，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趋中认同”解释。人们形成主观社会阶层认同时会将自身置于更为大众化的阶层中，即具有趋众心态。人们在面对不平等的阶层结构时，即底层规模过大时，更倾向于降低自我阶层认同，从而使得整体社会阶层认同呈现“下移趋势”。群体比较理论认为，人们会由于同质群体比较而形成“中间阶层认同”，但该理论忽略了宏观阶层背景，即忽略了美国社会客观上是以中产为主的宏观阶层结构。本研究结果揭示，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并非仅仅在小范围比较内形成“趋中认同”，而是会出现“趋众认同”。进一步说，当客观社会不平等加剧时，人们的“趋众认同”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主观社会阶层的“下移”倾向，从而不利于形成健康的阶层认同，不利于形成稳定的阶层意识。在中产阶层规模较大，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平等时，则人们形成中产阶层认同的可能性才更大。

本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推进：第一个方面，促成社会阶层认同的研究回到宏观阶层结构的讨论。自杰克曼夫妇的研究之后，主观社会阶层认同多注重分析个人因素 ⁴⁹，后期柯蒂斯（Curtis）等人虽然将宏观阶层结构性因素纳入阶层认同分析中 ⁵⁰，并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⁵¹。但是，这些研究仅仅是关注了宏观结构的若干变量，缺乏对总体宏观阶层结构的把握。本研究继续推动了宏观社会阶层结构的研究，引入较为新颖的调查实验方法并有效地进行了实证检验，为今后进一步推动宏观社会阶层的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范例。第二个方面，为主观社会阶层认同偏移和“中产塌陷”提供了相应的理论解释。不平等的宏观社会结构强化了底层认同，导致认同向下偏移，促成了中产认同塌陷。换言之，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会削弱客观社会阶层指标对主观社会阶层形成的影响，即不平等的社会阶层结构将弱化客观社会阶层指标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建设更为平等的社会将是打造中产阶层社会、提升人们中等阶层认同的关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