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探索，不仅是一个当代命题，也是一个历史命题，自近代以来已有百余年历史，经历了三次中国经济学讨论的高潮，分别是20世纪20—40年代在传播与转型中的孕育，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在选择与探索中的争鸣，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积累与创新中的厘清，使得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学的认识日趋深入。^⑦一代代中国经济学人前赴后继投身于这一探索，也彰显了中国经济学构建有其跨越时空的现实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

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任何经济学理论往往都来自某个或某些经济学家对特定国家经济现象的观察、分析与总结，即使是一些貌似离现实较远的所谓“纯理论”，往往也可以从需要解决的现实经济问题中找到源头。简单而言，经济理论就是解释经济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一整套逻辑体系，基于此逻辑体系能够找到现实经济问题的内在因果机理和应对解决方案。为了更好地认识客观经济现象、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一个经济理论常常必须从其所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无数变量中化繁为简、以简驭繁，“抽象”出若干关键性变量以构建经济上的因果逻辑，而将其他变量作为外生的状态变量给定，或者说暗含着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假设。这样，任何经济理论往往都是有其时代和社会属性的，其内生于该理论所来自的国家和被提出时此国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及其相应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结构之中。

然而，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空之下，一个经济理论成立的暗含前提条件是否具有一致性难以保障，这就使得该经济理论很可能在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时代不再具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或者说这种功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从而需要由新的经济理论加以取代或补充。^⑧自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各种经济理论通过多种渠道和路径传入中国，但是在应用过程中也出现过脱离中国国情照抄照搬、水土不服的现象，因此也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诉求，大致呈现出选择、变通、发展、创新四个层次。^⑨其中，选择、变通是基础，而发展、创新是根本，最终的落脚点是创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体系。这个经济理论体系不仅要能够有助于认识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同时也应该具有一般性和包容性，能够为解决世界经济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实践是经济理论的源泉。自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到20世纪30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前沿阵地一直在英国，大部分经济理论的形成或是基于对英国经济现象的经验总结或是为了解决英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其内生于英国所处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及其相应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结构之中，具有鲜明的英国特色、英国风格、英国气派。这一经济学发展格局的形成与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使得英国所面临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和受关注度大紧密相关。英国经济自19世纪末就被美国超越，两次世界大战更是加剧了英国的衰落和加速了美国的崛起。这样，与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国相伴随，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前沿阵地也逐渐从英国转移到美国。诸多总结美国经济现象或是针对美国经济问题的，具有美国特色、美国风格、美国气派的经济理论被提出并产生了广泛、深远的世界影响。

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并深度嵌入全球经济格局和秩序体系中去。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只有1495.41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仅1.74%，位居全球第11。2008年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并有望在未来若干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达114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超过18%，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5%左右。^⑩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当然，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看，中国的经济总量早已超过美国。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实践有许多问题和现象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找不到现成答案，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创新空间，这也是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发展史给我们的启示。

当前，国际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既有很多好奇，也有不少偏见，特别是近年来新冠疫情叠加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使得国际形势和舆论环境愈益复杂。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在带有偏向性的舆论影响下对于中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特别是美国在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各种多边场合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抨击，形成了一定的外溢效应。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前国际经济界和经济学术界话语权由西方主导，而中国经济学界在世界舞台上的舆论、学术话语权薄弱有关。归根结底，与中国缺乏具有中国主体性同时能与世界良好对话的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是分不开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⑪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依靠中国理论。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要获得与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相匹配的经济学国际舆论和学术话语权，首先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深化中国经济学构建探索，加快构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深刻学理支撑的中国经济学话语和叙事体系，用中国本土的经济理论来阐释生动的中国经济实践，用生动的中国经济实践来验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用外国受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跨越差异、消除隔阂，展现中国经济故事、中国发展道路背后的逻辑力量、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改变在国际上被动挨骂的局面。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经济学？基于近代以来的探索，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首先从研究主体上应主要为中国人，正如法国重农学派、英国古典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等具有鲜明国别色彩的经济学派均系由这些国家本身或移居该国的经济学家提出。其次从研究对象上应主要为中国经济，当然中国经济中既有与西方国家共通之处，也有中国自身独特之处，应致力于揭示中国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再次在研究方法和学理线索上应秉持兼容并蓄原则，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以及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理论化。^⑫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这对于构建之中的中国经济学也同样适用，尤其是从继承性与民族性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熊彼特认为，构成经济分析的三门基础学问历史、统计和“理论”中，历史也就是经济史是“最重要的一门”^⑬。吴承明先生更是认为，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之源。^⑭从广义来看，这里的经济史也应该包括经济思想史学科，构建中国经济学离不开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挖掘整理。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其诞生都是建立在对已有传统经济思想、经济学说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亚里士多德是马克思的阅读中经常被提及的对象，后者关于商品双重性的分析就受到前者的启发，并构成《资本论》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概念支撑，而《剩余价值学说史》更是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经济学理论原理和经济思想历史研究的结合。^⑮亚当·斯密则在《国富论》中也专辟一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相结合的视角对早前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经济学说进行了回顾和评析。回顾历史，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学构建探索的助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探索始于近代，当时学者的探索努力除了表现为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探讨外，也“体现在对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学说、理论的发掘、整理和提炼”上。^⑯其中，尤以唐庆增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之于中国经济学构建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他指出，“一国自有其特殊之环境与其需要，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⑰。故此，唐庆增积十年之功反复打磨于1936年出版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主要介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以及原始社会至秦末以儒、道、墨、法、农诸家经济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上古经济思想史，其最终目标是希望“从研究旧有之思想下手，建设新经济科学”^⑱。该书开创了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进行系统性专业研究的先河，也奠定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基石。可以说，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立正是以近代学界对传统经济思想的科学化构建为肇始的。^⑲

教材是学科体系的科学概括，课程是学科体系的知识表述。一门学问成其为学科，很重要的一点是看其是否实现了学科理论体系和教材教学体系的有机结合。早在近代中国经济学教育初兴之际，以甘乃光、李权时、唐庆增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就已认识到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先后将各自在高校的经济思想史讲义整理成书出版。其中，唐庆增自1925年留学回国后就开始在各高校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并在《经济学系在大学课程中之地位及其使命》等文章中建议加强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教学，强调“中国的经济学教育需要本国教本、本国内容、本国学程”^⑳。甘乃光的《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李权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小史》（世界书局1927年版）、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等教材著作的出版均为此理念之实践探索。

经历了20世纪20—30年代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尤其是古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的系统研究发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进入高校的学术建制和教学体系。1956—1965年被赵靖等先生称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奠基时期”^㉑，学科在研究基地、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和教学方面都有了初步但扎实可靠的基础。尤以1961年全国高等学科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计划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为标志性重要节点，其后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编写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教材陆续开始出版，1962—1963年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册）、1964—1965年赵靖和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册）以及1959年巫宝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等的出版，标志着新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奠基工作的基本完成。

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分别迎来“腾飞时期”和“高峰时期”，国内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重镇寓研于教、以研促教、教研相长，形成大量中国经济思想史科研和教材成果。198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成立、1981年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㉒出齐、1991—1998年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四卷本出齐，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教材建设及学术共同体建设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并且，随着国家学位制度的施行，中国经济思想史被列入国内高校最早的博士学位点之一，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作为研究生导师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培育了一批博士和硕士。^㉓1986年，胡寄窗还申请并获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在上海财经大学创立了中外结合的“经济学说史”专业博士点，开中外经济思想史学科为一体之先河，推动将中国经济思想融汇到世界经济学说的发展中去。^㉔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对象范围的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的开拓、研究方法工具的探索、古今贯通教材的出版以及学术共同体的营建等方面均有了显著的发展。^㉕其中，在教材建设方面，赵晓雷主编的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经济思想史》、钟祥财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经济学方法论的视角》等在贯通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经济思想史方面做出了一些探索尝试。^㉖不过，在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编写入选学校及团队中尚无中国经济思想史教材，这无疑是一个缺憾。从当前国内高校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布局来看，经济思想史特别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尚属于薄弱学科，面临学位授予点不多、教学师资短缺、课程开设少、科研输出渠道狭窄等诸多问题^㉗，不适应经济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不符合新时期中国经济学构建的需要，亟待从师资队伍、科学研究、教材体系、课程体系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建设。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从古代中国经济实践和中华传统文化中形成、发展而来，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然而，与西方早期一样，中国古代并无专业的经济学家和专门的经济科学，许多有价值乃至带有分析性的经济观点通常混杂在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政治、哲学等论述之中。当然，也不乏一些古代典籍进行了相对集中的经济思想呈现。例如，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就以简练而不失深刻的话语较为完整地著录了范蠡、计然、白圭等货殖家经济思想的资料；桓宽的《盐铁论》记载了当时贤良文学和桑弘羊就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问题所展开的辩论，集中呈现了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的不同经济思想；丘濬的《大学衍义补》则分门别类地编辑了前人经济思想资料，并通过按语的形式给出了自己的点评意见。

如果将中国古人所作的上述探索作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种传承或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史的前史的话，那么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正式发端是始于近代的。在甘乃光、李权时、唐庆增等有留学背景的经济学家开始相关研究之前，严复译《原富》1901—1902年的出版是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相衔接的初步尝试，而梁启超1902年也曾表示：“余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采集前哲所论，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若能成之，亦一壮观也。”^㉘后世无论近代还是当代治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学者的研究思路大抵与梁启超的这一思路一致，就是在对中国历代经典文献披沙沥金的基础上进行“对口径”和“古人思想现代化”^㉙。亦即遵循古今贯通、中西比较的治学理念将西方现代政治经济科学的观点、概念、术语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的观点、概念、术语进行对口径处理，并对后者进行现代化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进而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的专业基质。

一代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人通过披沙沥金的挖掘整理，将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经济思想呈现在人们眼前。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就是要对具有共同专业基质的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传承、发展进行过程描述、线索勾勒和价值判断。^㉚这个描述、勾勒和判断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经济思想“提炼”“提纯”的过程，必须遵循专业规定性和理论科学性，以形成作为一门学科所应具备的特定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否则，脱离了专业性和独立性，就难以明确其学科边界。根据笔者的另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本身也有分析性的成分且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完全可与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中所列举的古希腊、古罗马，乃至古典政治经济学初期的一些思想家的经济分析成就相媲美，对其加以系统整理概括有助于以全球视野客观准确评价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认识水平、理论价值及其在世界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更好地传承创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㉛

基于此构建起来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兼具一般性与独特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系统性与专业性，从而可以为中国经济学构建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撑，凸显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其中，学术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学说、理论、观点等；二是研究的方法、材料和工具等。话语体系则主要包括：概念、范畴、术语等。^㉜构建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意味着必然存在与西方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差异性，但是也不能太过强调独特性，而应该求同存异，要有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形成与西方主导的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并行而又相通交融的体系，如此才能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否则，容易沦为孤芳自赏、自说自话、故步自封。

20世纪早期，陈焕章的博士论文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中文名《孔门理财学》）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之一，由朗曼·格林出版公司分45卷112号、46卷113号两册精装本出版，开创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海外系统传播的先河。陈焕章将此书界定为“对独立于西方而发展的中国思想和制度的考察”，并自比“一名矿工”，从儒家思想这座“矿藏丰富的大山”中“提取某种特殊的矿石并将它用之于世界的生产事业”^㉝。书中围绕消费、生产、分配、公共财政等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将儒家经济思想分门别类置入其中，并结合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与管仲、老子、墨子、商鞅、许行等其他学派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整体性研究，梳理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发展脉络，总结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研究方法。

《孔门理财学》出版后不久，即在西方经济学界、历史学界乃至宗教社会学界均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诸多评论。著名汉学家卫斐烈在1912年4月《美国历史评论》刊发评论，评价该书的“辞气及文品激发了读者对其结论的信心”^㉞。英国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托马斯·布洛克同年7月在《英国历史评论》刊发书评，指出“很少有人能写出这样一本书，因其需要作者兼具对中国哲学和历史文献的娴熟，以及为欧洲学生所能掌握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知识。显然陈焕章具备了这本书的写作所需的技能，并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㉟。12月，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评论给予很高评价，指出陈著“将中国经济思想按照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加以分析和整理”，“在经济文献中将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㊱。同月，时任《经济学杂志》主编的凯恩斯也刊发长篇书评，评述该书“博学而令人愉悦”，“基本内容一部分属于中国经济史，一部分是世代相传的诗歌和箴言”，“有大量的内容人们将会引述”^㊲。

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第一卷中曾引述《孔门理财学》，称该书对于认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及其分析性具有重要价值，并指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也许有些分析没有留下记载”^㊳，从而只是还未被发现，不代表不存在。马克斯·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评述《孔门理财学》“从康有为近代改革派的观点出发阐述了儒家的学说”^㊴，将该书列为了解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参考文献 。《孔门理财学》对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冲击之下美国政府的相关农业立法，也曾起到关键的参考借鉴作用。1932年出任美国罗斯福政府农业部长的华莱士曾表示他读过《孔门理财学》，并曾在访华时指出其“接任农业部长后，在最快的时间内敦促国会通过立法，把中国古代农业政治家的实践−‘常平仓’引入美国农业立法中”^㊵，以解决大萧条时期美国农产品过剩的问题。新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奠基人胡寄窗称许该书是中国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种经济学科论著中的最早的一部名著”^㊶。根据笔者的统计，《孔门理财学》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人英文著作出版印刷次数最多的一部经济学典籍，并且其国际学术影响力绵延至今。^㊷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从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挖掘整理开始逐渐推动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正式建制，并在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海外传播方面有所突破。例如，胡寄窗198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于1984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本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该书通过近60个经济概念的中西对比分析，说明了17世纪以前中国经济思想在许多方面都走在西方经济思想之前，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传统观念。其后，胡寄窗1981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又于1988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本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积极向海外传播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据谷歌学术统计，该书英文版自出版以来获得全球引用123次，在同主题学术著作中居于前列。^㊸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使得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在走出去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近些年来，来自国内各经济思想史学术重镇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主题不仅在一些国际性的经济史学会议上宣讲论文，而且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劳特里奇出版社等国际重要出版社以及《欧洲经济思想史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等著名英文学术期刊出版、发表了一些有显示度和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此带动下，国际经济思想史学术界也陆续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或独著或与中国学者合作形成了大量公开发表的英文学术成果（见表1）。这些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一定的涟漪效应，持续扩大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世界影响。

事实上，从全球视野和历史视角来看，欧洲在中世纪之后曾经历过相当长一个时期的“东学西渐”浪潮，其哲学和经济学发展受中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较深，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更是在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镜鉴作用。^㊹这个作用突出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思想曾对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㊺法国经济学家季德和利斯特早在1909年出版的《经济学说史》一书中就公开承认了此点，并认为“重农主义者开拓了道路，使斯密和此后100年间所有的学者沿着它前进”^㊻。谈敏则在1992年出版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一书中，系统论证了法国重农学派的基本经济观点均有其渊源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显著痕迹。^㊼斯密《国富论》中的经济思想又有一部分是来自法国重农学派，并且斯密本人也阅读过大量由传教士出版的中国游记、札记，并在书中对中国经济发展多有评述。既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构成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先行思想因素之一，那么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更不能妄自菲薄，忽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有益养分的供给。

历经百余年探索，中国经济学构建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逐渐聚焦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引领的方向确认上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成为新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使命。当然，从具体的学科分支和研究领域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学、中国微观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中国金融学、中国财政学、中国区域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探索也方兴未艾，这从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编写计划可见一斑。延续近代以来的互动历史脉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依然可以从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国际话语权等方面为中国经济学构建提供有力支撑。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学构建的重要内容，需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着力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逻辑主线，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说体系，另一方面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无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还是新发展理念的思想精髓，均可以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找到可资吸收的养分。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㊾立场决定经济学研究的观点、方法和价值取向，进而也决定了经济学理论的性质和品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自由人联合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㊿。在这里，个人是发展的主体和目的，而共同体则是个人发展的形式和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而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必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逻辑主线。

中国古代民本经济观着眼于安邦定国，以民本、民心为核心，以富民、养民为基础。《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是对民本经济观的经典记载和凝练阐述。⁽⁷⁰⁾西周时期，统治阶层认识到夏商灭亡的教训，提出“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主张统治者要获取民心就必须施行德政、仁政。进入春秋时期，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左传》《论语》《墨子》等典籍中均有论述。其中，《左传》强调“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左传·文公十三年》），“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左传·昭公三年》）。孟子和荀子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推向最高点，前者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以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后者则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这些民本思想代代沿袭，特别是在历代封建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往往均注重体察民意、体恤民生、凝聚民心，以与民休养生息奠定王朝发展的基石。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应该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中汲取精华，并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是从“民为贵”转化到“人民是真正的英雄”。马克思指出，“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⁵¹⁾也就是说，发展依靠人民，人民创造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86次提及人民，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⁵²⁾二是从“得民心者得天下”发展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孟子主张民心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这与西周时期的天命、天道观已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性。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前途命运。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从国内外的历史看，不外如此，而能否赢得民心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民生问题，提高民生福祉。

如果说以人民为中心回答了发展为了谁的问题，那么新发展理念着力解答的则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实现发展这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所处新发展阶段的实际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精髓，遵循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改革逻辑，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引。以新发展理念推进新时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引领和重点的中国经济学构建，符合时代发展的主题和现实经济的需要。那么，从新发展理念五大维度的视角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哪些与之相通之处？进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可以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哪些经济思想养分呢？⁽⁵³⁾

其一，面对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一些国家针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卡脖子”现象，中国经济正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关键阶段，中国经济学构建需要回应这个驱动转型的时代需要。创新发展理念在当下中国的落地，需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挖掘，培根、马克思对中国四大发明之于世界近代历史进程影响的论述，都彰显了中国古代有可媲美世界、足资镜鉴的丰富科技创新智慧和遗产。事实上，中国人对“创新”的认知源远流长，早在西周《周易》中就有“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论述，《诗经》中也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样的关于创新的表达。“创新”一词最早则可见于南北朝的《魏书·李彪传》，其文写道“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创新”在这里主要指制度的改革、体制的革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执着、深厚的创新精神，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成就也远不止四大发明，在农耕技术、铜铁冶炼、天文、数学、陶瓷、造船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丰硕而巨大的成就，并且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曾起到过促进作用。⁽⁵⁴⁾纵览中国古代历史，《墨经》《考工记》《齐民要术》《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诸多典籍中均有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在各自所处的时代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中，晚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部宝贵历史文献，书中所收录的中国古代科技知识和生产工艺，就凝聚了古代中国人民在生产过程中积累的科技经验智慧，其“物生自天，工开于人”的技术观蕴含着鲜明的科学态度、工匠精神，在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过程中依然迸发着耀眼的智慧光芒，可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内涵。⁽⁵⁵⁾

其二，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革新与结构转型的动态过程⁽⁵⁶⁾，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发展的不平衡，包括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产业发展等各个方面都面临一定的结构性失衡。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⁵⁷⁾。但是，通过对不平衡、不均衡因素的协调，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从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趋势角度指出，未来社会主义要“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并指出“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⁵⁸⁾。中国经济学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理论为指导，在反思西方协调发展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构新的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经济协调发展问题，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协调发展内涵。⁽⁵⁹⁾特别是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中国面临着诸多与西方国家不一样的约束条件，需要以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与经济地理综合考量，全面配套地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康熙字典》中，“协”和“调”均有“和合”之意的注解，中国古代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将这两个具有相同含义的字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文明对解决各类复杂结构性问题的特色。与协调发展理念相对应，中庸与和谐在中华传统文化和哲学中被上升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礼记·中庸》就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董仲舒也将“中”与“和”作为调节社会运行的基本尺度，摆在治国理政方略的重要位置，指出“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寤言二·迁都建藩议》），中国古代治理同时也讲究系统思维、全局观念。当下所面临的城乡、区域、产业协调发展问题，同样需要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来加以考量。

其三，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相伴随，中国生态环境也遇到了较为严峻的挑战，可持续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恩格斯曾通过一些生态灾难事例向世人发出警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⁶⁰⁾生态经济学作为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与范式为基础的创新和发展，在解决绿色发展问题上具有重要价值。⁽⁶¹⁾1984年2月，“全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暨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成立大会”召开，比1989年成立的国际生态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cological Economics）还早5年，这是中国生态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文明，这些是中国特色生态经济学和生态经济体系需要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也将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绿色发展内涵。

中国特色生态经济学和生态经济体系的构建可以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得到诸多启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在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其基本内涵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对应着绿色发展的理念。尧舜时期就已设置了最早的生态保护职位−“虞”与“衡”。夏朝也形成了一系列生态保护的古训：“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大聚解》）。西周时期又分设“山虞”“泽虞”“川衡”“林衡”等官职，分别承担保护山、沼泽、江河、森林的职责。《管子》中同样蕴含着顺应天时进行耕作、顺应时节禁止砍伐、顺应动物繁殖规律禁止渔猎等朴素生态经济思想。⁽⁶²⁾这些先秦时期就已孕育绿色发展的思想与实践，对于经历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当代中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仍有较强现实价值。

其四，尽管在百年未有变局和世纪新冠疫情冲击之下，部分发达国家内部逆全球化思潮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动有抬头的趋向，但以主动开放、全面开放、公平开放、共赢开放为原则⁽⁶³⁾的开放发展依然是中国经济一个坚定的发展方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人类社会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必然性，这是由于在“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下人们的活动逐渐“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⁶⁴⁾。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世界经济开放则兴，封闭则衰”⁽⁶⁵⁾，纵览中国数千年历史同样可以看到对于开放和封闭的不同选择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兴衰。中华民族自古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在不同历史时期陆续开展了与域外民族的文化交流，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丝路长歌，造就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景象，形成了“梯航万国海相通”的宋元格局。

其中，尤其是宋元时期围绕海上对外贸易建立了一整套相互配套的管理机构，形成了一系列细致严密的制度设计⁽⁶⁶⁾，蕴含着开放发展的朴素理念。尽管明清时期的统治者一度曾颁布封关禁海的诏令，关闭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但是也不乏一些先进人士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证了开放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⁶⁷⁾例如，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中强调开放对外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以海外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而“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丘濬认为，从对外贸易征收的关税“足国用之一端”，且“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大学衍义补·市籴之令》）。这些思想今天看来似乎是常识，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实属难能可贵。中国当前对外开放已进入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和制度型开放的拓展都可以从古代开放封闭的历史兴衰、经验教训中找到启迪。

其五，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根本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的理想程度时，“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⁶⁸⁾。共享发展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是对马克思共享发展思想的继承，是对国际包容性经济增长理念的超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把共享发展作为一条逻辑主线贯穿始终。先秦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就已形成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元素，从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第七十七章）、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到管子“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这些均与共享发展的理念相通。尤其《管子》一书集中吸收了先秦诸子各家治国理政思想，在《治国》《五辅》等诸篇中提出了“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贫富无度则失”等观点，并给出了“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力”“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等诸多富民措施。

秦以后的历代农民起义，大多会提出均贫富的口号。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也确立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愿景。19世纪末，近代中国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糅合“公羊三世”、《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在其所著的《大同书》中设计了一个大同社会。康有为的“大同”设想是建立一个“无阶级、无压迫、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⁶⁹⁾的社会，他所设计的经济制度是废除私有制，农工商各业归社会公有，按照所需进行生产和消费，核定人口数量按照计划进行分配，杜绝两极分化。当然，共同富裕在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代只能停留在理想阶段，可望而不可即。尽管其中诸多思想未能真正转化为实践，但先贤对共同富裕理想的探索和追求仍具历史进步意义，对新时代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推进共同富裕也有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