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政党到底是一个问题，还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在21世纪，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难以回答，但是又不得不予以审慎思考。之所以难以回答，是因为政党在不同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现实影响实在大相径庭。在部分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俨然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巨大负担，甚至结出了恶性党争、社会撕裂和政治衰败的苦果。在这些国家，政党本身成为了民众诟病的对象，成为了阻碍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角色出现在国家治国理政的舞台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了国家抵御风险挑战、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也就是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强烈的对比，让国内外学术界对于21世纪政党的作用和价值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在政党开始出现并发展壮大的19世纪，政党尤其是工人阶级政党通过强大的组织和宣传能力，成功地将工人阶级动员起来，在帮助工人阶级的同时也让自己成长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如果说19世纪的政党只能是众多政治力量中的一种，那么到了20世纪，政党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家中具有支配性的政治力量。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政治始终围绕着政党来运作，政党对于国家的作用无可匹敌，从而形成了以政党为中心的现代政治形态。对此，埃尔默·谢茨施耐德在1942年做出了著名的论断：政党创造了民主，现代民主缺乏了政党是不可想象的。这些政党不是现代政府的附属，它们是政府的中心。政党在政府中发挥绝对性和创造性的作用。^①1现代政治的核心就是政党中心主义，这在20世纪是一个普遍性的事实。

20世纪的政党政治为推动很多国家民族独立、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作用程度上有所区别，但是整体上来讲，20世纪的政党中心主义在不同国家没有表现出质的差异，只有量的区别。然而进入到21世纪，量变引起了质变，政党的价值在不同国家已经呈现出巨大的分野，不同类型的政党中心主义所展现的理论和实践路径已经构成了21世纪国家发展新的大分流。这种大分流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方？本文将对这一新现象开展系统的学理探讨。

国内学术界从不同研究视角对政党中心主义的内涵实质、形成逻辑、运作效果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往往以中国的政党中心主义国家发展形态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对比较视野下的政党中心主义则关注度不够。而西方学术界尽管也承认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以政党为中心，但是他们倾向于把西方的政党中心主义视为一种普遍性的模式，缺乏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审视西方内部政党中心主义的困境。

目前国内学界对政党中心主义的核心内涵界定还缺乏共识。有些学者是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待政党中心主义。例如，杨光斌教授认为像中国、苏联等国家在一定条件作用下，形成了以政党为中心的政治现代化范式，这种范式即为“政党中心主义”。^①2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界定政党中心主义暗含着从与西方现代化路径对比的角度来审视政党的价值意蕴。还有一些学者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定义政党中心主义。例如，张翔认为，政党中心主义的内涵是政党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变革与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中发挥核心作用。^①3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界定政党中心主义就必然需要加强对中国案例的研究，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是在国家变革和社会治理的关键节点发挥核心作用。对此，郭定平指出，政党是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主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由政党主导进行国家治理，以政党为中心研究中国国家治理不仅具有理论依据，而且更加符合中国实际。^①4还有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提出政党中心主义的定义，但是以“政党中心”为研究视角广泛研究了很多问题。这些学者更多地是把政党中心主义理解为一种研究视角。

国内学者对政党中心主义的形成逻辑关注度很高。在关注政党中心主义的形成逻辑的学术讨论中，学者往往是把政党中心主义与后发国家（即广大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有着鲜明的摆脱“欧洲中心论”的理论色彩。西方的发达国家是过去300年在发展历程上处于先发优势地位的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深刻影响了政党在这些国家中的作用。张翔指出，当前学界主要从四个方面对政党中心主义起源进行解释：第一，传统延续论。第二，革命需要论。第三，苏联影响论。第四，发展中情形论。这四种模式带有明显的不足。前三种解释模式都带有明显的“目的论”色彩，发展中情形论已经开始意识到现实性条件与结构要素在政党中心主义形成中的作用，但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中心论”“自由民主终结”等阴影。^①5王衡认为，后发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起点往往是社会分散、国家失败形成的“总体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依靠超越“社会”和“国家”的组织力量颠覆并重建既有的国家秩序。^①6王衡的研究很重要的一个贡献是从考察印度现代化的进程而得出的分析结论，为我们理解政党中心主义提供了外国案例。李新廷认为，后发展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社会走向多元化并陷入无序的竞争与冲突当中，西方转型之路并不是后发展国家的效仿榜样，在后发展国家的独立探索的实践中，“政党中心主义”应运而生。^①7李新廷的研究是以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为例，论证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组织结构、社会根基和力量的变化是中国共产党主导制度建构的必然性。整体来看，国内学者对于政党中心主义形成逻辑的认识有着基本的理论共识，尤其是在进入到21世纪，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方面所发挥的核心中枢作用高度认同。

在讨论政党中心主义的运作效果方面，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一些学者从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探索政党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章慧指出，传统的“皇权至上”和“郡县国家”的国家治理体系不能使中国摆脱治乱循环的怪圈。自1898年“戊戌变法”主张“君主立宪”，保皇维新派提出“以英为师”至1923年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可以看出，传统的政治力量因无法应对新的国家危机而被历史淘汰，以组织化力量为代表的政党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的主角。^①8章慧对中国国家建构早期实践的讨论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色彩，反映了广大国家在社会转型期普遍面对的困境。周宇翔和刘备通过对国外案例的比较分析，他们认为20世纪上半叶在国家和国家赖以存续的社会基础解体的情况下，政党所担负的责任已不是沟通国家与社会，而是既要组织社会，又要组织国家，同时还要与竞争者争夺空间，形成了一条革命党的“以党建国”的道路。^①9除了国家建构视角下对政党中心主义运作效果的讨论，还有一些学者转向了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政党中心主义的作用逻辑和现实效果。例如，王衡指出，印度国大党通过提出国家建设蓝图—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实现国大党与印度政治现代化—民主宪政工程、实现国大党与印度经济现代化—产权与计划经济、实现国大党与印度社会现代化—世俗化与社会平等多线推进印度现代化。^①10张春满基于政党中心主义对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美国的政治衰败进行比较分析。他指出在过去30年，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的政治秩序都发生了变动，作为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党的建设，通过提高政党适应力来推动领导力的巩固和提升，并且最终推动了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而坚持竞争性政党体制的美国则把两党竞争退化为政党恶斗，从而导致否决体制的出现，最终引发了美国系统性的政治衰败。^①11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界对于政党中心主义的研究日益丰富，已经产生了颇为客观的研究成果。

在中国学界的研究中，政党中心主义是一种学术视角和现实基础的有机结合。在现实政治生活和国家运行的实际情况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领导核心作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在西方学术界，我们看到现实中的政党中心主义与学术研究中的政党中心主义并没有同频共振。在西方国家，政党显而易见不具备领导一切的能力和意愿，但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国家运行也是围绕着政党而展开的。如果说中国的情况是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是政党发挥主要协调作用。在学术界，西方主流的政治学者更愿意从国家中心主义、制度中心主义、结构中心主义等视角出发来审视现代政治，只有少部分学者提出政党中心主义的研究路径。虽然西方的政党学者承认政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的中枢核心地位，但是他们在把政党中心主义的学术视角和现实基础相结合的过程中往往并不积极主动。这种现象的产生非常值得玩味。唯一比较显著例外的情况是，在分析中国政治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基本上是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进行考察。

西方的政党中心主义未能实现学术视角和现实基础的有效结合，可能与西方理论家对于政党的认识经历了较大的变化有关。西方政党发端早期与派系纠缠不清，致使政党蒙受污名。在18世纪，埃德蒙·伯克为政党所下的定义开始把政党与国家发展联系在了一起。他认为，政党就是一群人团结在一起，根据他们彼此同意的特别原则，通过共同的努力而推进实现国家利益。^①12这个定义不仅彻底扭转了政党污名化的趋势，而且为后来西方国家把政党塑造为国家权力的核心中枢地位奠定了基础。在西方政治学的经典著作《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安东尼·唐斯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一个政党就是一群人组成一个联盟，以此来通过法律手段控制管理机构”。^①29唐斯在这里提到的管理机构毫无疑问就是指代国家机关的各个主要权力部门，而他强调的法律手段是指具有合法性的政治手段（主要是通过选举）。从唐斯的定义出发，我们还无法认为西方的政党处于现代政治的中心地位。因为唐斯的定义与谢茨施耐德对政党的认识都是遵从政党与政府相联系的原则。尽管谢茨施耐德早在1942年就提出政党在政府中发挥绝对性和创造性的作用的论断，但是政党依然不具有下文所提出的“政党发挥主要协调作用”的价值。真正促使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学界完全认可政党价值的论断，来自另外一位对政党的概念做出奠基性贡献的沃尔德马·基。沃尔德马·基把政党定义为“三位一体互动体制”（tripartite systems of interaction）。也就是说必须从三个维度才能全面认识现代政党及其价值，他提出了“选民中的政党，作为组织的政党和政府中的政党”三个维度。^①13选民中的政党是指政党与选民的互动是政党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政党存在价值的重要维度；作为组织的政党是指政党本身具备很强的能力使它保持运行的领导、官员、职员和预算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政府中的政党是指政党有效嵌入到现代政府体制内部，通过在政府内部的党派成员展现本党的影响力。基的这个政党概念对后来包括理查德·卡茨在内的诸多政党政治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这个概念鲜明地指出了政党的活动内容和无可匹敌的政治价值，因此被弗兰克·索拉夫写进了他的美国政党教科书。^①14至此，西方学术界基本上完成了对西方政党中心主义的理论阐述。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我们还无法对政党中心主义的定义形成一个普遍的共识。为了更加准确地认识政党中心主义，一些学者尝试从什么不是政党中心主义出发进行解读。例如，李新廷从“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的核心观点出发，对三者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以“社会中心论”为视角对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聚焦的是政治系统的社会环境，着重于从政治系统的外部视角阐述社会条件对政治系统的作用。典型的理论是行为主义的政治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及现代化理论；回归国家学派立基于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论，将国家置于分析的中心，起初回归国家学派有忽略社会的倾向，但是经过一番批判和反思后，最终形成了结构性的分析框架和视角；“政党中心主义”认为政党在后发展国家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政党中心主义”旨在弥补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在后发展国家比较研究中的缺陷，是除国家和社会之外的第三维视角。^①15李新廷的研究是把政党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来看待，属于从理念价值层面对何为政党中心主义进行区分。事实上，政党中心主义不仅仅是学术界的一种研究视角或者研究路径，更是以基本政治现实和重大政治理念为支撑的国家形态。本文从这个理念出发，对政党中心主义提出一个三位一体的定义。第一，政党中心主义兼有理论和实践意蕴，它既指代一种政治和思想理念，又描绘现实政治实践；第二，它是指政党享有其他任何组织和集团所不具备的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掌控地位，形成了以政党为中枢的现代政治形态；第三，政党凭借特殊地位对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发展各个方面形成强大的统摄、协调、影响能力，左右国家发展方向。我们的三位一体定义是从现代政治形态和治国理政两个维度形成的，它所包含的外延对象能够将大部分国家的现实案例纳入其中。

回首人类历史，神权政治和王权主义曾经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光景。无论是东方的亚洲国家还是西方的欧洲国家，都曾经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是在践行王权主义。君主专制主义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特征，整个国家的政治始终围绕着君主及以君主为代表的王权而展开。那么为何王权中心主义最终在近现代逐渐被政党中心主义所代替？政党中心主义从何而来？我们需要从以下三点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政党中心主义的出场是近代时代特征的产物。这个时代特征就是世界政治走向民主化。民主化的本质就是从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垄断国家权力和决策权转向国家权力和决策权向民众有序开放。理解民主必须从人民意志着眼。对此，恩格斯提出：“（民主）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①16权力的重心实现由“神权”“君权”向“民权”过渡，这代表了民众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崛起。民众从完全的被统治者转变为国家治理的参与者。既然民众需要参与国家治理影响决策的制定，现实层面就要为这种价值目标的实行提供组织渠道和现实途径。虽然很多民众都有参与的欲望或者意愿，但是国家治理本身是复杂的过程，因此造成政治参与必然强调专业化、高门槛、高效率。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服务于这个过程的政治组织就应运而生。这就是世界民主化宏观背景下，政党中心主义逐步取代王权中心主义的现实逻辑。

第二，政党中心主义的出场是生产力突破性发展和民众力量迅速增长的结果。既然政党中心主义取代王权中心主义需要国家权力的对外扩散，那么为何国家权力向民众开放只有到了近代才能发生，为何一千多年前没有发生？马克思主义为此提供了最有力也是最简洁的回答。世界民主化的根本动力来自生产力的巨大提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17也就是说，国家权力向民众开放的根本原因是民众开始掌握具有举足轻重的生产资源和生产工具。民众掌握越来越多的资源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这些资源包括财富、知识、（生产生活）工具、自发动员能力、组织能力等等。在国家精英与普通民众实力对比的天平上，后者越来越占据优势地位。因此，国家权力从精英阶层开始向社会民众转移。党派之所以在过去王权中心主义时代只能被斥为“派系”，因而中西方都有所谓的“君子不党”的文化传统，就是因为在没有实现国家权力向民众转移之前，党在社会层面不具有现实价值和功能。早期的派系都是王权政治下个别精英的“小圈子”，派系的眼光是“向上看”。这自然不会为这些组织博得什么好的名声。而自近代以来，民众能够通过政党这个渠道参与国家治理，政党因而发展演化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能够同时实现“向上看”和“向下看”，这让政党不仅洗刷了派系的污名，而且成为了现代政治的中轴。

第三，政党中心主义在历史与现实激烈的博弈中经历了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世界各国在21世纪普遍以政党来组织政治生活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而是政党中心主义路径与其他主义在激烈的博弈斗争之后所发生的必然结果。在近代民主化的大趋势下，尽管王权中心主义的衰落不可避免，但是随之而起的各种主义和政治势力都有机会填补王权衰落所留下的权力空间。帝国主义、军阀统治、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神权政治、社会中心主义都曾经在一些国家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角，整体上控制或者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发展走向。但是与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发展形式相比，军队、教会、寡头、公司等势力所组织的政治模式都存在严重的弊端。例如，一些国家曾经在20世纪实行军政府统治模式，军队是国家系统的中轴，政党被取缔或者被抑制。但是这种军政府模式极其不稳定，军事政变和内部分裂的风险导致这种模式往往难以持久。在各种政治组织模式竞争的“优胜劣汰”过程中，最终脱颖而出的是政党中心主义发展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使一些西方政党失去了很多党员，不复往日群众型政党的荣光，导致一些学者抛出了政党衰退论^①18，但是依然没有一种政治势力能够普遍性地取代政党而成为政治的中轴。政党中心主义的发展趋势在21世纪依然要持续下去。

现代政党起源于西方国家，近代意义上的政党起源于18、19世纪的英国。欧美是政党政治的先行者，在19世纪政党发展的过程中独领风骚。19世纪早期，随着议会权力扩张和普选权的发展，议会外政党组织开始建立，议会内党派与社会上的群团组织开始结合，最终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这个政治发展过程不仅迎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也巩固和强化了资产阶级统治权。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工人运动兴起，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开始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随后成为了欧洲世界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党中心主义的发端既包含着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也包含着社会主义发展的逻辑。

从20世纪开始，政党政治在非西方国家落地生根。这也就标志着全球政党政治时代的来临。在全球政党政治时代，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成熟的民族国家，还是刚刚脱离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的新生国家，都以建立现代政党体系拥抱政党政治为首要目标。政党中心主义的空间范围完成了全面的扩展之后，随着冷战之后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阵营，政党中心主义在两大对立的空间维度开始了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政党中心主义可以分为资本主义政党中心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中心主义。资本主义政党中心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社会主义政党中心主义在中国表现得最为明显。

西方的政党中心主义理论根源来自西方社会长期形成的国家社会理论，也就是一个两分法的分析逻辑。在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历程中，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社会自治发育和国家权力机关扩张构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发展逻辑。在启蒙运动时期，西方国家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社会本体论”，侧重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来建构国家社会关系。而到了18世纪，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理论家更强调“国家本体论”，在解构社会本体论的同时，突出了国家的至上性。这两种思想理论传统造就了一个两分体系。在这个两分体系之内，社会与国家之间存在较强的紧张关系。例如，随着西方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他们迫切希望能够获得更多政治参与的机会和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是从国家体系内部或者社会体系内部生长出来的，它的作用是维护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的有机体，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起到一个桥梁的连接作用。

西方政党出现之后，面临的一个迫切的问题是为自己在西方的国家社会关系框架内找到位置。在国家内部，政党以更加现代的面貌让政治精英不再将自己的活动囿于传统派系的范围。精英政治从个人主义走向组织化的进程也确保了精英阶层发展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在社会内部，政党把部分社会集团的利益反映到国家层面，起到一个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的作用。这让西方政党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社会基础。因此，从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根源出发，政党更多的是一个工具理性的价值定位。

中国的政党中心主义来自与西方不同的理论根源，它的理论根源来自马克思主义，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建党学说，来自列宁创立的党建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思想，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①19具体来讲，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奠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制定的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对于此后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工人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还没有成长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的主要内容，为日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世界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发展、发达起来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列宁党建理论的创立。列宁党建理论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思想理论和现实斗争背景。列宁党建理论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帝国主义时代，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它是在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的理论斗争中，在创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领导广大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创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方面，列宁对党的性质、党的使命、组织原则、党的领导、党的纲领和策略等方面形成了大量科学的理论指导。列宁党建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党建工作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从事艰苦的革命工作的同时也没有停止理论创新的步伐，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党对一些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并不断发展至今。

在20世纪，政党中心主义在不同国家的表现程度和范围尽管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还没有导致质变，也就是说还处于一种量变的阶段。但是进入到21世纪，当我们纵览世界，审视很多政党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和现实影响时，我们能够发现政党的价值在不同国家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分野，不同类型的政党中心主义所展现的理论和实践路径已经构成了21世纪国家发展新的大分流。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西方之间主要的政治差异来自政体的差异和变化^①20，本文提出21世纪的大分流并不是表现在政治体制的差异上，而是政治组织的差异上。接下来，我们可以从本质、政党定位、中枢作用、驱动力、政党关系、党建逻辑、政党监督和21世纪的趋势八个维度来对西方的政党中心主义和中国的政党中心主义进行比较（见表1）。

第一个维度，我们从本质上进行比较。西方政党中心主义的本质是利益驱动加选举导向的政党中心。整个政党运作的逻辑，整个政党中心体系得以维系的逻辑是一种利益驱动的逻辑，是来自社会部分利益或者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驱动。西方政党是这些利益集团的驱动工具，尤其是在选举期间，政党要把部分阶层或者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和政策主张，通过选举的法定形式来进行固定，并最终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所以这种利益驱动加选举导向的政党中心是西方政党中心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定位、兴起和发展的背景与西方政党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使命型政党，它因使命而生，因使命而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它就具有强烈的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使命和初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是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过程，这种使命在具体的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强烈的治理导向，也就是说整个政党的工作围绕着如何更好地治理这个国家，推动社会更好向前发展进步展开。这就是一个使命驱动加治理导向的政党中心。

第二个维度，我们从政党的定位上来进行讨论和比较政党中心主义也非常具有启示意义。西方的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自己与资产阶级的发展绑定在了一起。西方政党的定位是资本与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每一个政党都是社会特定阶层或者是某个利益团体的一个代表。无论是西方社会的左翼党还是右翼党，它都只是部分阶层或者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诉求。比如说美国的共和党，它就是军工集团、持枪组织、宗教势力、保守主义分子和工商业大资本的代言人，而美国民主党则是华尔街金融机构、移民团体、新兴科技产业的政治代言人。既然这些政党作为部分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必然要为他们的现实利益服务，这也与西方政党中心的本质相一致。那么反观中国的政党中心，也是要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定位出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已经把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定位解释得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是由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组成，它是为这个国家发展、为推动社会进步而披荆斩棘向前的一个先锋模范组织。

第三个维度，我们从政党中心主义的中枢作用发挥机制进行比较。虽然中外政治形态都表现为政党中心主义，但是政党中枢作用发挥的机制存在区别。在西方的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政党是发挥主要协调作用，是对不同利益集团彼此博弈的协调，是对不同政策立场讨价还价的协调，是对社会、市场、国家不同力量互动关系的协调。西方国家大部分的政党处于激烈竞争的政治环境之中，很难实现长期执政，因此无法提供稳定的政治领导力，故而无法展现领导能力。而西方政党的协调能力是通过两种机制得以实现。第一种机制是通过政党轮换，代表不同利益的政党或者意识形态相左的政党先后上台执政，从而引发利益关系、政策立场、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例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每隔4年就会在联邦大选中争得不可开交，每次政党轮替的结果都是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第二种协调能力发挥作用的机制是调整政党领导人。一些国外政党通过调整或替换本党的领袖来达到调和矛盾、分配利益和改变政策的目的。例如，英国的保守党在过去几年围绕英国脱欧问题先后换了几任政党领袖，日本的政坛也经常出现政党领袖改变从而调整政策的现象。在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是由中国宪法明文规定的。中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就，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认了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在西方，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政党发挥主要协调作用，但是西方政党不具备领导一切的能力。在中国，党是领导一切的，也包含协调一切的能力。虽然一个是领导性质，一个是协调性质，但是毫无疑问都让政党成为了中外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

第四个维度，我们在驱动力方面进行比较。我们要比较的是政党向前发展的力量来源。政党本身维系和发展的驱动力在不同国家来源不同，在西方是个人的私利，而在中国则是国家公义。今天的西方政党越来越演变成了卡特尔政党^①21，政党本身成为了一种职业，很多人加入政党并不是为了谋求国家的公共利益，并不是为了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是只是简简单单把它理解为一个职业。所以他们是专业的政治从业者，是专业的政客，他们加入政党的目的就是要获取一个岗位，通过这个岗位来谋求个人的私利。西方的政党与智库、公司、咨询机构来往密切，西方特有的“旋转门”体制充分暴露了西方政党政治中的私利性。反观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是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与全体中国人民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始终从国家公义的角度来驱动自己的向前发展之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何勇于自我革命的原因所在，因为勇于刮骨疗毒、壮士断腕是因为清楚这背后的事关人心向背的政治账，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中国共产党永远把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摆在首位。在建党10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①22那么从根本利益出发，从国家公义出发，中国共产党就能够突破其他政党的一些桎梏，在全面从严治党道路上做出其他政党无法完成的成绩。

第五个维度，我们比较的是政党关系。因为政党的本质、定位、中枢作用和驱动力的差异，那么就决定了西方不同政党之间的关系是日趋紧张，这种紧张来自不同政党之间竞争关系的强化甚至恶化，而冲淡了彼此之间合作的空间。^①23西方政党在选举中恶性的党争，包括选举结束之后，在治国理政阶段相互之间拆台，导致部分国家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形成否决体制。^①24西方政党关系日益的紧张，波及到了其他领域，引起了社会的撕裂和对抗，这是西方政党关系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一些极端政党的兴起更是助长了这种趋势，因为极端政党对于主流政党的攻击，对于主流政党治国理政路线的抨击更是日益加深，很多政党合作难以形成。那么反观中国，中国的政党关系是和谐的政党关系，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合作是主基调、主旋律、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各个政党之间密切合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政党之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政治合作之上，推动政治协商和协商民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在多党合作的主范式之下，中国民主党派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竞争机制。民主党派之间在录用成员、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但是这种竞争是良性竞争，是围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竞争。

第六个维度，在党建逻辑上我们能看到政党中心主义的差异表现得更加明显。西方党建的逻辑是资本化，西方政党依靠大量的资金维持政党，政党的活动为资本服务。西方政党也注重政党建设，也需要维系党的组织，扩大政党的影响。加强党的建设能够让西方的竞争性政党在日常期间吸引更多关注，进而在选举期间更加具有竞争力。无论是非选举期还是选举期，西方政党都需要依赖资本运作。只有源源不断的资本注入，这些政党组织才能维系，通过资本的不断扶持和加持，这些政党的功能才能正常发挥。比如说在选举期间，西方政党要募集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广泛用于政党开展竞选活动和获得政治咨询服务。在一场美国大选中，美国的政党所募集和花费的资金可以高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而且政党资金支出还在不断增高。通过募集大量的资金才有可能击败其他政党，没有资本支持的政党就没有角逐的入场券。从这个逻辑出发，西方的党建它必然是为了资本集团服务，这些政党是西方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尤其是一些大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些政党加强党建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为资本的利益服务。西方的政党与选民之间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彼此关系呈现一种工具化趋向。西方政党是选民进行表达的工具，选民是西方政党上台的筹码，资本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隐藏其后，西方政党与选民彼此功利化的连接要素就是资本。

在中国，党建的逻辑是遵从一种党建社会化的逻辑。党建社会化的逻辑包含两个层面。党建社会化的第一层逻辑，就是我们党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为了维护好和发展好社会大众利益。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提高党的建设治理，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不负初心使命。党建社会化的第二层逻辑，就是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和引领社会变革。党的建设，它遵从一个以党的自身建设推动社会建设，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逻辑。中国人口14亿，党员人数接近1个亿，占到总人口数的7%左右。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自身建设得到加强所产生的效果能够不断地向社会层面扩散。中国社会的发展，人民团结向上的面貌，发展力量的集合都需要由无数党员来带动，通过党员和党组织提高战斗力、组织力、凝聚力，引领社会大众团结起来协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党自身的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特色，与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逻辑存在很大的区别。

第七个维度，我们从政党监督角度进行比较。在西方国家，政党监督往往是外部监督，是国家法律对政党的活动、对政党的组织进行监督和规范。部分西方国家制定了政党法，德国是西方世界最早制定政党法的国家。西方的政党法会对政党组织的基本行为和规范进行指导和约束。^①25西方政党采用强外部监督的模式也就意味着它内部往往缺乏监督机制，西方政党在实际层面往往放松对自己的监督。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很少能够发现有国外政党内部监督的事宜。尤其是现在在缺乏大量党员的基础上，在西方政党日益空心化和卡特尔化的大背景下，西方政党对于内部监督的重要性更加缺乏认识。在中国，政党监督采取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外部监督包括国家机关监督、其他政党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司法监督等等。在强有力的外部监督之外，国家的纪检监察体系还包含严格的内部监督。在全面从严治党主基调下，党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内部监督工作迈上新台阶，党的监督体系得到系统化的完善，正逐步形成包括党内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巡视巡察监督以及同级相互监督的监督体系，还将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不断增强监督合力。

第八个维度，是21世纪发展趋势的比较。在上文这些不同的差异的背后，长期的量变产生了质变，21世纪的政党中心主义在国内外形成了大分流。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政党本身日益演化成了问题，政党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它们自己反而成了问题，成为了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问题。例如，西方政党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导致否决体制的出现，造成了效率低下、政府关门、社会撕裂、政治衰退的后果。今天西方国家，无论是北美洲的美国，还是欧洲的法国和英国，国内民意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极度对立。从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勒庞崛起等一系列事件，西方社会内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非常直观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社会撕裂严重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从而也会影响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中国共产党是以解决问题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1840年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同社会力量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均以失败告终，而中国共产党只用了28年时间就建立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依然是解决中国社会重大问题的唯一依靠力量。面对中国这个超大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面对脱贫攻坚、消除风险、修复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一系列重大时代难题，中国共产党以其自身强大的政治领导力、组织凝聚力、社会影响力，不断地推动各种问题的解决。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者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解决一些阶段性的问题，还能解决一些长期性的问题。例如，扶贫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在2021年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壮举。第二，中国共产党不仅能解决一些常态时期的问题，也能解决危机状态的问题。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对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在西方国家“纷纷躺平”的情况下，中国从自身国情出发，率先在2020年不仅控制住了疫情，而且能够复工复产，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第三，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解决党外存在的问题，也能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和自我革新的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能够靠自己解决自己本身的问题。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疾开刀，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到位，揪出并惩处了一大批党内的腐败分子，消除了党内存在的严重隐患，实现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人类现代化历程中的大分流现象保持了持久的关注。但是更多严肃的学术研究投入了经济大分流的讨论中。在经济史研究中，一个主流问题是为什么西欧是世界上最先转型至现代经济的地区，而曾经与它发展相似的中国却在18世纪后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为何欧洲与中国的现代经济发展之路产生了如此大的分流现象？在《大分流：中国、欧洲和世界经济的形成》这本书中，彭慕兰认为欧洲西北部能够转型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与煤矿资源的地理分布和北美与欧洲的贸易有关，这导致欧洲最终走上了资源密集型—人力节约型的发展之路。而亚洲的中国则没有这些有利因素，导致最终在18和19世纪经济增长停滞不前。^①26经济领域的大分流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但是政治领域的大分流同样需要引起注意。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政体二分法牢牢占据了学术界对于政治领域中西方差异的关注点。换句话说，关于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大分流是被西方的政治体制差异理论所垄断。只有非常少数的学者从其他视角探索政治领域的大分流。例如，塞缪尔·亨廷顿早在1968年就提出，国家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别不是来自政府的形式，而是来自政府的程度。^①27亨廷顿的判断对了一半，错了一半。国家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别确实不表现在政府的形式上，但是也不是表现在政府的程度上。随着政党的价值在不同国家已经展现出巨大的分野，21世纪的大分流并不是表现在政治体制的差异上，而是政治组织的差异上。也就是说，21世纪的大分流来自政党的能动性和具体表现。

西方曾经有学者认为，亚洲国家在历史上并没有非常充足的经验来依靠政党治理国家，因此把政党引入现代政治貌似会产生更多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更多的问题。^①28政党到底是问题的制造者，还是问题的解决者？这个问题在21世纪已经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在发挥协调作用的同时正以令人错愕的能力制造新的问题，他们解决国家发展问题的能力在迅速退化，但是制造问题的能力在迅速加强。进入到21世纪的二十年时间里，西方在很多方面变得让自己都无法认识自己。政治极化、恶性党争、政治操纵、社会撕裂、攻击国会、政治衰败已经让美国和欧洲的公民对本国政治感到失望。西方的政党无力解决国家的系统问题，自身反而成为了国家发展所面临的巨大问题。在中国，政党的价值体现在推动国家社会发展出现历史性进步的巨大成就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了我们国家抵御风险挑战、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和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百年大党，不仅依然风华正茂，更是能够勇于自我革命，以巨大的自我变革能力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向前发展。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上，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也将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创造更多的人间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