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2018年经济增长维持在合理区间，但下行压力不减。2018年，按可比价格计算，GDP同比增长6.6%，实现了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①但与2017年相比下降0.2个百分点，且四个季度的GDP增速呈梯次回落态势分别为6.8%、6.7%、6.5%和6.4%，其中四季度GDP创2009年一季度以来最低季度增速，表明经济下行压力持续。

利润收缩，制造业支撑作用降低，导致工业生产不佳。2018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较2017年回落0.1个百分点。2018年1—12月份，中国制造业PMI值呈现波动下滑的态势，12月份已下降到49.4%，处于荣枯线以下，表明工业生产活动扩张的内生动能趋弱。主要原因是利润收缩影响企业生产活动再投资的预期，以及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回落制约整体工业生产活动。同时，产业结构调整，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投资方面，投资同比增速下滑，结构发生变化。2018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9%，较2017年下滑1.3个百分点，其中，一、二、三产业分别上涨1.1、3.0、−4.0个百分点。拉升因素主要是民间投资同比增速、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和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均上涨。压低因素主要是基建投资同比增速显著下滑，制约整体投资增长。

出口方面，按美元计算，2018年，出口同比增长9.9%，增速较2017年全年的7.9%高出2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包括相对稳定的外部需求、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抢出口效应、以及2017年的低基数效应。进口方面，按美元计算，2018年，进口同比增长15.8%，增速较去年小幅回落0.3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方面，按美元计算，2018年，贸易顺差累计值为351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减少678亿美元。

消费方面，消费同比增速下滑，结构发生变化。一方面，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0%，增速较2017年下滑1.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与2016年和2017年不同，2018年消费结构中，吃、穿等生活用品与非限额以上消费品消费额增速上涨，其他消费额增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2018年，居民消费价格增速上涨，工业品价格增速下滑，CPI和PPI剪刀差收窄。2018年CPI和PPI分别同比增长2.1%和3.5%，分别较2017年上涨0.5、−2.8个百分点。2018年前三季度CPI同比增速呈现出波动上涨的态势，进入四季度转而下跌，主要原因是受到国际原油供给冲击的影响。工业品价格下滑主要原因有：高基数效应；错峰生产；2018年秋冬季环保力度弱于2017年同期，供给相对增加，抑制工业品价格上涨，尤其是钢铁价格；总需求收缩抑制价格上涨。

信贷同比扩张，结构仍待改善。2018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6.17万亿元，同比多增2.64万亿元。从结构上看，2018年信贷的同比扩张主要来源于票据融资，新增企业短期贷款和企业中长期贷款分别比2017年少增11318亿元和7800亿元，反映了2018年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疲弱。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占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的比重由2017年的39%降至2018年的31%，反映了居民购房需求的减弱。

表外融资收缩，社融同比增速下降。2018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9.26万亿元，比2017年少3.1万亿元。

M2同比增速与去年持平。2018年12月末广义货币供给量M2为182.67万亿元，同比增长8.1%，增速与去年同期持平。M2同比增速与去年持平主要是由于非标融资的持续萎缩。

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2017年出生不但没有如预期那样多出生343万人，反而减少63万人（减少3.5%）；2018年不但没有如预期一样多生79万人，全国活产数反而少了250万人（减少14.2%）。抽样调查显示2015年、2016年的生育率只有1.05、1.24，2018年的出生数只是2016年的83%，根据育龄妇女结构推算，2018年的生育率只有1.05左右（低于1.1是大概率，甚至可能跌破1.0），远低于官方2012年预测的4.4、2015年预测的2.1。

采纳2015年的抽样调查的年龄结构（官方）和联合国预测的中国死亡模式（与官方预期寿命一致），2018年的生育率为1.05，那么出生1031万人，死亡1158万人，负增长127万人。由于官方统计的总人口存在大量水分，采纳缩水后的人口结构和滞后中国台湾17年的死亡模式，2018年的生育率为1.05，那么出生941万人，死亡971万，负增长30万人。清朝中期的1790年，中国人口突破3亿，出生超过1000万人，也就是说2018年的出生人数是清朝中期以来最少的，2018年成为中国人口总量的拐点。人口拐点的到来，导致中国市场规模的收缩，将从需求一边给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而2012年左右中国就已经过了劳动力的拐点，劳动力逐年减少，这从供给一边抑制中国经济增长。总体来说，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从人口、劳动力角度看，中国已经进入供给、需求双收缩的经济运行模式。

贸易摩擦出现的原因之一就是全球缺少产品创新。任何传统产品的消费最终都将趋于饱和，所以在缺乏产品创新的情况下，全球市场规模很难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就开始争夺既定规模的市场蛋糕，最终结果是全球经济战的出现。其实中美贸易摩擦就是全球经济战的一部分。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根本原因同样是当前缺乏产品创新。过去美国位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中国处在中低端，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合作共赢。但当前美国，一方面由于创新乏力导致其全球产业链的高度被固定；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发达国家在技术进步上的追赶导致美国高端产业市场被逐步蚕食，美国产能过剩问题加剧。在上述双重压力下，美国被迫反向生产其过去不愿生产的产品，以解决美国的失业问题。而这也正是当前美国“再工业化”背后的逻辑，其本质就是被动的结构降级过程。源于此，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使得中美由过去的互补关系演变成了当前的竞争关系，从而促成了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

在当前的全球经济竞争中，美国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已经采取了重大举措。其一是减税和简政放权，通过减税和简政放权，有效地降低了在美国开办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吸引了美国企业回流和外国企业在美国投资设厂。其二是为美国打开国际市场。为了提高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自由竞争度，特朗普就对其他国家提出了开放市场的要求，贸易摩擦便随之而发生。因此，与美国产生贸易摩擦的国家不仅包括中国，还包括欧洲和日本。

在2017年召开的G7会议上，特朗普提议G7国家都把关税降到零，实现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达成“三零”协议。“三零”协议意味着极端的自由贸易。如果“三零”协议能够达成，G7国家之间的贸易就会像各国国内各地之间的贸易一样，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补贴，没有任何关税。就目前而言，日本和欧盟之间已经达成了这样的协议，美国和欧盟之间也已达成意向，准备往这个方向进一步谈判。如果美国和欧盟、日本，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诸多发达国家最终都达成“三零”协议的话，对中国来说将是一个严重冲击，即WTO名存实亡，中国将被孤立于新的世界贸易体系之外。

不仅如此，如果贸易摩擦再有升级，最终很有可能形成新的冷战。回顾历史，冷战时期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垒。但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如果新的冷战格局形成，很有可能是以美国为首的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联盟与中国一国的对弈。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中国确实已经处于十字路口，很难抉择。这将是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走势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2019年1月，IMF第二次下调全球2019年和2020年经济增速预期0.2和0.1个百分点至3.5%和3.6%，对世界整体经济做出了下行的预期。对于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在减税和简政放权等积极财政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背景下，2019年大概率会触顶回落；欧盟由于政局不稳定因素增加、移民问题难以解决、民粹主义崛起、加上英国脱欧未决、欧洲债务风险仍存等，均制约了欧盟经济增长；受国内外因素影响，2018年以来日本经济表现较为疲软，经济增长动能出现放缓迹象。新兴市场经济体受制于美联储加息导致的货币贬值压力，资本外流风险增加，但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利好于新兴经济体的未来发展。

然而，造成当前全球经济疲弱状况的主要原因，则是在全球缺乏产品创新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经济呈现的“虚胖”症状，具体特征主要为：需求低迷导致经济出现过剩产能和经济增长不佳；低位运行的通胀水平和不断高企的资产价格同时存在，并且资产价格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政府债务水平高导致高财政风险；经济体金融系统表现出较大的脆弱性。这些都导致发达国家金融风险的加剧。^②而这种常态的根源一方面在于产品创新率下滑，另一方面则是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长期化和常态化。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军备竞赛，各国在军事武器研发和制造方面投入大量人力和资本，从而为世界消费市场带来新的消费品，进而拉动了世界经济增长。然而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军事竞争压力下降，从而削减了在军事高端武器方面的研发，最终制约了美国科学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到21世纪初，冷战期间积累的科学技术成果快被用尽，且其利用效率开始边际递减，美国经济缺乏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最终限制了企业投资，进而导致美国经济逐渐陷入衰退状态。

在经济陷入衰退后，美国政府为扩张需求，通常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尤其是正统宏观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但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产生的需求效应对这些政策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即，若刺激政策退出，也将使得这种需求不复存在。与此相对的，通过产品创新带来的新的消费品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人们对这些新的消费品的适应，将使得这些消费品成为生活必需品，导致消费的永久性扩张。所以，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带来的需求扩张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的发展。

因此，只有出现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形成新的消费点，才能彻底扭转全球经济低迷的态势。^③

2019年三大需求增速均有可能回落。宏观经济下行预期、人口拐点到来、房地产市场调控、环境保护等导致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消费增速下滑或将压低整体消费增速。社保征缴方式调整的预期、去杠杆、环境保护将导致投资增速继续下滑。世界经济增长势头减弱、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和贸易抢跑效应减弱，可能导致出口增速下滑。同时，受积极财政政策以及2019年建国大庆等重要纪念活动影响，政府支出或将有一定增长。

综合拉升和压低因素，预计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继续下滑。

拉升因素方面，第一是价格因素。预计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增速会有上涨，将支撑名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第二是政策推动。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作为2019年重点抓好的六个工作任务之一。

压低因素方面，第一，2019年经济增速大概率继续下滑的预期将抑制消费增长。第二，2018年是中国人口的历史性拐点，中国人口从此开始负增长，消费群体规模收缩，制约消费增长。第三，网络消费增速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促进作用边际递减。第四，环保因素。环保趋严将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和主要消费产品的汽车消费下滑，影响消费扩张。

综合拉升和抑制因素，预计201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将继续下滑。

拉升因素方面，其一，环保、去产能对制造业投资增速起拉升作用。当前，对传统产业中产能过剩、环保不达标的中小企业的关停、整顿工作基本已经结束。接下来，随着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去产能及环保政策的继续推进，对传统制造业企业来说，将会增加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方面的投资。2018年，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长14.9%，高出全部制造业投资增速5.4个百分点。预计2019年，技改投资仍将对制造业投资增速起到拉升作用。其二，逆周期调控，基建投资或将企稳，成为拉升因素。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2018年末，基建投资增速出现了触底反弹的迹象。预计2019年，作为政策托底的基建投资增速会有所上涨，对全部投资增速起到拉升作用。

压低因素方面，第一，社保征缴方式调整的影响。虽然对于社保征缴改革当前止步于事业单位，但这被认为是暂时的，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随时有可能被启动，引起相关预期仍然存在，短期内对企业投资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第二，房地产投资增速在2019年或将存在小幅下滑，或制约整体投资增长。

预计2019年进出口均呈回落态势。

出口方面，从拉升因素看，第一，较为稳定的外需支撑中国出口。IMF于2019年1月份继续下调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到3.5%，但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制造业PMI值仍处于荣枯线以上，支撑中国出口增长。第二，中国去产能、产业结构升级效果显现，有利于中国出口机电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压低因素方面，第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如何解决成为影响中国出口近期最重要因素。第二，2018年较高的基数将对2019年出口额同比增速有着较大制约作用。第三，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抢出口效应也在逐渐消退。此外，世界地缘政治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影响了中国外部需求。综合上述分析，预计2019年全年出口同比增速较2018年有所回落。

进口方面，拉升因素主要有两个。首先，经济发展促进中国消费结构改善和升级，提高了国内消费者对海外市场产品的需求。其次，扩大进口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支撑进口同比增长。从压低因素看，首先，从国内经济基本面来看，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内需收缩，制约进口增长。其次，环保限产、去产能、产业结构升级等将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相关的进口产生较大的负向影响。综合来看，预计2019年全年进口增速较2018年将有所回落。

结合进出口两方面的因素，综合来看，2019年贸易顺差将继续收缩。

从拉升因素看，第一，2019年，稳增长需要财政加大支持力度。第二，2019年是新中国70周年以及五四运动100周年，预计政府在国庆纪念及维稳方面或将有扩张性支出。第三，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扶贫和防治污染列入三大攻坚战，因此，预计2019年，财政支出将继续向扶贫和防治污染方面倾斜。

从压低因素看，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监管层已明确要研究推出“更大规模的减税、更为明显的降费”，因此，预计财政收入或将有一定程度减少，从而影响财政支出的规模。

2019年，受环境保护压力加大、劳动力成本增加、能源成本持续波动、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中间品出口禁令、社保征缴从严等影响，总供给增速或将呈现一定程度的收缩。2019年总供给的拉高因素可能是技术进步。

从2018年全年的数据来看，环保力度并没有放松的迹象，预计2019年仍将保持高力度，可以从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将污染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看出。高强度的环境保护将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从而制约总供给的扩张。

首先，北京和上海等城市限制常住人口数量，部分低技术水平劳动力返乡回流，导致部分城市用工成本攀升。其次，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一方面，导致劳动生产率水平下滑，另一方面，导致经济活动人口供给减少，从而提高整体工资水平，增加劳动力成本，制约总供给。最后，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中国的猪肉、粮食价格面临上涨压力，从而面临成本输入型通货膨胀的风险，提高劳动力成本。综合来看，上述因素均制约了总供给的扩张。

预计2019年能源价格总体将保持波动走势，对总供给的影响不明，目前判断为中性。

2018年国际原油价格呈现先涨后跌，宽幅震荡，国际原油价格在2018年年初呈上涨趋势，而在下半年，受地缘政治因素以及美联储加息、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国际油价连续多个交易日下跌。由于原油出口是中东多个国家的财政支柱，能源价格长期处于低位的情况难以持续，预计2019年，国际油价波动增加。同时，煤炭等中国国内需求较大的能源品种，受国内的供给侧改革政策以及环保政策影响较大，考虑到相关错峰生产、停产等政策的影响，价格也将出现较大波动。

从生产技术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将导致对外开放外溢效应减弱。2018年，美国提出停止对华增加关税的条件之一是中国停止美国企业在华的技术转让要求，预计发达国家将纷纷效仿，使得中国通过对外开放来引入外国先进技术的难度增加。从中间品供给的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将导致中国从美国的高科技中间品进口受到负面冲击，此举将对中国亟待转型的高新制造业造成不利冲击。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很多外企接连离开中国，例如，松下、尼康和东芝等等日企。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将生产线迁往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与中国不同，东南亚的劳动力成本只是中国的三分之一。这些都会抑制中国的总供给。

2018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其中明确规定从2019年1月1日起（后被叫停，暂时对企业不执行）将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④

如果社保缴纳从严，一方面将抬高企业的经营成本，造成企业长期经营困难甚至破产倒闭，短期来看，必然会导致总供给减少；另一方面将大大降低企业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总供给进一步收缩。

自然走势下（即没有政策进一步干预下），2019年的中国经济将出现供给和需求“双收缩”的局面。

供给方面，扩张性因素主要是技术进步；紧缩性因素包括环境保护力度较高、劳动力成本增加、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中间品出口禁令、社保征缴从严等影响。综合来看，总供给应该是收缩的。

需求方面，扩张性因素主要是2019年国庆等重要纪念活动影响，政府支付或将有一定增长；紧缩性因素是受多重影响，消费、投资和出口均有回落可能。综合来看，总需求大概率收缩。

结合总供给与总需求的自然走势，我们判断，自然走势下的2019年GDP增速可能为5.0%—5.5%，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我们认为，受中美贸易摩擦、环保限产、劳动力供给下降、社保征缴方式调整等影响，供给收缩幅度大概率大于需求收缩幅度，因此，预计2019年自然走势下的CPI增速较2018年会有所上升，约为2.2%，可能个别月份更高一些，2019年温和通胀的可能性较大。从自然走势看，2019年的中国经济将呈现“滞胀”的局面。

目前，中美贸易摩擦是对中国汇率及货币造成危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旦中美关系走向负面，大概率会造成人民币汇率的大幅贬值，资本外流严重，从而引发货币危机。此外，随着经济增速下滑，美联储加息预期尚存，以及中国公众预期不稳定，造成人民币汇率长期承压，从而可能出现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减少的局面，也会对汇率和外汇储备构成压力。

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主要存在房价持续下跌风险和基建投资稳增长作用较小时，政策转向房地产市场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加剧的风险。

第一，房价持续下跌风险。根据我们收集的近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可以看出，在2018年5-6月份时，多数城市的住房均价环比增速为正，或者小幅负增长。而进入2018年第三季度后，多数城市房价环比增速出现大幅下滑的趋势。从表1可以看出，2018年12月份，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住房均价环比增速分别为−1.8%、−0.3%、−2.3%和−0.3%，均延续回落态势。跌幅更为明显的是杭州、青岛和天津，房价环比增速分别为−4.6%、−4.1%和−3.2%。综合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房价过快下跌将对投资和消费等相关方面带来显著影响，从而掣肘“六个稳”目标的实现。

第二，当前政府将扩大基建投资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托底手段，但受资金来源和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影响，基建投资作用大小存在不确定性。在基建投资作用较小的情况下，房地产投资可能成为稳增长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而若房地产投资再度宽松，或将进一步加剧房地产泡沫，从而使得房地产市场成为继续左右中国经济走向的重要变量。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仍是2019年三大攻坚战之首，而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为金融体系稳定性的一大隐患。当前地方政府债务主要面临以下风险：第一，地方显性债务压力处于可控范围，但地方隐性债务压力较大。2014年底地方政府债务甄别完成后，15.4万亿政府显性债务纳入预算，但随后几年，地方政府通过PPP、政府购买以及政府投资基金等形式形成较大规模的隐性债务。第二，2018年开始步入债务到期高峰，城投企业还本付息压力增加。第三，资管新规落地，理财产品转向净值型，金融机构加强对产品流动性管理，导致城投企业低评级、外部融资压力增加。

中国部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已经很严重。以吉林省为例，2017年，吉林省的财政自给率在32%左右，也就是说，吉林省的支出中68%左右需要靠中央输血以及发债，一旦全国宏观经济走弱，中央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吉林省财政就可能会出问题。而在吉林省的9个市中，有两个城市的财政自给率不到15%，另有两个城市的财政自给率在15%到20%之间，财政自给率最高的城市是长春市，财政自给率也才51%。可见一旦中国宏观经济走弱，中央政府财力下降，部分地方政府就会出现债务问题。

2018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361万人，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的水平^⑤，第四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减少到3.8%，基本实现了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的目标^⑥。但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数据与现实情况可能有一定的背离。主要体现在，2018年8月份和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将稳就业列为“六个稳”之首。同时，诸多现实因素也导致就业不断承压。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导致整体就业形势不佳；结构性去杠杆导致民营企业经营困难，使得民营企业吸纳就业能力下降；环保限产加去产能政策导致部分企业退出经营；贸易摩擦对外贸相关产业的就业带来影响等。

截至2017年末，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3.6%，远高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其中，美国为73.5%，欧元区为101.6%，日本为103.4%。在非金融企业部门中，国有企业杠杆率较高，截至2017年末，中国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达60.4%，较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高出4.9个百分点。^⑦中国国有企业债务存在杠杆高、债务结构不合理、债务资金使用效率较低等问题。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使得国有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盈利能力下降，债务偿还压力和债务风险水平进一步加大。

与传统金融风险相比，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复杂性和不可控性导致的后果更为严峻。除了涉及传统金融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合规风险之外，互联网金融还面临市场准入门槛低、高杠杆率、非法集资等风险。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逐步发展，传统的货币政策调控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当前中国互联网金融风险虽然总体可控，但由于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在监管和规制等诸多方面存在风险。因此，需进一步加强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管控，降低对金融系统和社会民生的不良影响。

2019年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防风险，一切以“稳”为主。2018年12月19日—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⑧

要防风险，首先必须稳增长、稳就业。2019年，中国经济继续承压，大概率出现供给和需求增速“双收缩”的局面，经济的自然增速大概率低于2018年。另外，稳增长就是保就业，就业关系到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预计2019年GDP增速目标为6.0%以上，目标通货膨胀率为3.0%以内，新增就业量目标维持在1100万水平。自然走势下的经济增速低于经济增长目标，稳增长压力较大。

汇率稳定、国际收支趋于平衡将是2019年，宏观调控的另一个目标。从进出口贸易看，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协商取得一定进展，但后期中美贸易摩擦的未来走势仍不明朗，2019年可能维持贸易顺差持续减少的不利趋势；从资本层面看，美联储2018年已经加息四次，导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持续减少，预计2019年将继续加息两次，中国资本外流压力仍存。

笔者认为，按照总供求模型，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应该包括需求管理、供给管理、价格管理三大类（见图1）。^⑨在三大政策管理中，价格管理是治理宏观经济问题的治本政策，主要原因在于价格管理能够消除市场上存在的价格刚性问题，从而恢复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此时，就不需要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调控政策。只有当价格刚性在短期内无法被彻底消除时，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才发挥其治标作用。

图  1  基于总供求模型的宏观调控体系

对于各种制度还在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市场失灵不仅包括价格刚性，还存在其他情形下的市场缺陷，因此，宏观调控不能仅从价格管理角度出发，而应是涵盖了市场全部问题的“市场环境政策”。“市场环境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市场在调节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⑩因此，笔者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就应该包括市场环境管理、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三大类政策。

2019年，面对供给、需求“双收缩”的局面，中国应该采取扩张性政策组合，以扩张性市场环境管理为主、扩张性供给管理次之、扩张性需求管理为辅的政策组合。

市场环境的完善主要指的是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的改善。

从营商环境看，第一，以市场为导向，减少行政干预，尤其在价格制定方面，要进一步放开价格，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第二，加强依法治国，制定好相关的法律法规等监督机制、减少人为干预。第三，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不要在短期内频繁地改变政策。第四，注意引导市场预期，防控因扩内需引致的风险，即防控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加剧。

从消费环境看，第一，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消费者消费信心。^⑪第二，完善消费基础设施，特别是旅游消费，增加消费供给，扩大消费者选择范围。第三，完善消费者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力度，依法保护消费者合理权益，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对假冒伪劣和价格欺骗等行为零容忍。第四，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增强服务意识。

供给管理政策将侧重于降低企业成本（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改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对外开放，加快高新技术自主开发和给予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待遇等。^⑫

第一，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2019年，对于企业来说，可能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减税降费和降低要素成本等。（1）减税。2019年中国可能会在增值税税率、结构和征税流程等方面有所行动，将减轻企业负担，推动实体经济增长。（2）适当降低社保费率和公积金缴存比例，以缓解新的社保制度给企业带来的负担。（3）精简国有企业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社会功能，降低国有企业负担。（4）进一步完善金融配套措施，提高金融服务企业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第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设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就需要加快改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包括行政体制、企业体制、创新体制以及财税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第三，加快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明确国有企业的权责利三要素，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同时，打破财政兜底、刚性债务偿付制度，提高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独立自主性。

第四，改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一方面，完善和规范用工法律法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减轻就业市场对弱势劳动者的歧视问题；另一方面，继续改革户籍制度，加速城乡融合，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和居住提供便利。

第五，深化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科技在产业中的作用，扩大高质量供给。一方面，继续改造传统产业，使得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产业逐步退出。另一方面，加强对新兴行业的支持，通过政策扶持和金融支持，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

第六，扩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在增加需求的同时也能增加资本积累、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等方面的供给。2019年，中国预计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第七，加快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主要是在政策和资金支持、科技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本培养以及产学研一体化等方面继续发力。

第八，给予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待遇。2019年，政府需加速推进在政策扶持以及融资方面给予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待遇。

预计2019年中国需求管理政策的总体取向应该也是扩张性的，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力度会有所不同。预计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偏宽松，预计央行将继续通过降准和中期借贷便利MLF（半期借贷便利）补充流动性，完善MPA（宏观审慎评估）考核体系，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预计财政政策保持积极取向，主要包括减税降费、转移支付以及扩大对外开放等措施。

第一，货币政策。继续通过降准和MLF补充流动性。随着金融监管的趋严，非标融资逐渐萎缩，表内信贷需求增加，预计未来将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配合中长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工具投放中长期流动性，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同时，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为引导资金流向小微企业，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MPA考核，在MPA中调整对小微企业融资的评估指标，另一方面，逐步完善小微企业的担保、再担保和风险补偿体系建设。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继续完善MPA，强化系统性风险监测评估，建立健全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

第二，财政政策。首先，支持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我们预计，为了稳增长，2019年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但是会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环境保护、雄安新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财政支持。同时，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等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加强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⑬其次，继续增加转移支付，缩减贫富和城乡差距，促进消费。再次，妥善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一方面，要准确把握当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尤其是隐性地方政府债务，为合理处置债务风险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对地方债务问题继续推行严监管，推动业务相同或互补的地方城投平台合并，扩大规模和业务范围，提高效率。

第三，扩大对外开放。预计中国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放宽市场准入。一方面要支持中国商品的出口，可以通过减税来减轻出口企业因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经营困难，帮助出口企业重新找寻买家。长期政策包括促进实体企业融资、鼓励企业创新，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同时，继续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和中非合作，扩大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另一方面中国会进一步放宽国内市场准入门槛，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吸引国外资本进入。

预计中国会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避免汇率大幅度波动。在全球加息、贸易恐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2019年人民币汇率仍存在贬值压力。因此，中央需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内的稳定。

相对于西方目前主流的仅包括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而言，包括市场环境管理、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三大类政策的中国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完整，能够形成丰富多变的政策组合，从而实现宏观经济中宏观调控目标多元化。^⑭

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减弱，下行风险增多，使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恶化，防风险将是首要经济政策目标。2019年，中国经济自然走势是供给需求“双收缩”。根据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国2019年的宏观调控总体取向将是扩张性的，并将以市场环境管理为主，供给管理次之，需求管理为辅。综合2019年宏观经济的自然走势和政府政策的影响，我们预计2019年GDP同比增长6.3%左右，CPI同比增长2.6%左右，PPI同比增长1.3%左右，预计能够实现2019年的宏观调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