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当前，高负债率高杠杆率已经成为困扰全球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①不仅发达国家面临高负债率高杠杆率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发展困局，而且，高负债率高杠杆率也已经成为一个影响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现象。依据IMF在2016年发布的最新《财务监测报告》和《世界经济展望》中公布的数据，全球非金融部门（包括广义政府、住户和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总额处于历史最高位，已达创纪录的152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比值高达225%。高负债高杠杆与全球经济的“新平庸”（New Mediocrity）状态，已经形成恶性循环式的相互作用效应，一方面，全球普遍的低增长阻碍了各国去杠杆去债务过程，另一方面，高负债高杠杆又使得全球各国缓慢的经济增速情况得到进一步的加剧与恶化。

现阶段，中国正在全面推进的以制造业部门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转型升级活动，遇到了众多机制体制性因素的阻碍和制约，这其中，比较突出的障碍性因素之一就是中国工业部门的高负债率现象。2001年中国工业部门负债率（定位为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高达57.54%，即便到了2014年，中国工业部门负债率虽有下降，仍然高达52.86%。如此长期的高负债水平，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工业部门背负高额的贷款利息成本，侵蚀了中国工业企业正常利润率的积累能力，^②抑制了工业企业的再投资能力以及创新研发投入能力，使得中国当前正在全面推进的制造业振兴和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与挑战；另一方面，容易引发中国的局部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中国以银行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的持续改革与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无法忽略的巨大障碍与风险压力，从而破坏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推进转型升级的基础。一个容易联想和辨认的逻辑是，中国工业部门中的长期高负债率现象，自身就是中国以银行导向的间接性融资渠道为主的金融体系的必然结果。在以直接性融资渠道为主的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形下，中国的工业企业只能主要依靠银行体系的间接性融资渠道获得贷款，进而通过各种传递渠道造成了中国工业部门高负债率现象的普遍发生。基于如此的现实，要准确且全面地理解中国工业部门高负债率的发生机制以及降低中国工业部门负债率的可能改革途径，就必然脱离不了对当前以中国银行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的内在特征和基本行为逻辑的全面理解，也脱离不了对中国银行体系已经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绩效效果的深入考察，更脱离不了由于政府过度干预和控制行为所形成的金融抑制体制以及金融发展相对滞后的制度背景的深刻认识。

有鉴于此，本文利用中国银监会对全国银行业2006—2011年间深入到县级层面的金融活动普查数据库，与2005—2011年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统计库的合并数据，基于2006年和2009年中国银监会针对城市商业银行（包括城市信用社）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实施的异地分行机构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政策，所带来的银行竞争强化的“准自然”实验环境，来研究银行竞争对中国工业企业负债率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具有的贡献在于：（1）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一直是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重点问题。这其中，一个没有得到很好研究和解释的基础性问题是，以银行体系为主的间接融资型金融体系，究竟与企业高负债率这个重大现象之间是何种关系？发展中国家以间接融资为主要构成的金融体系，是不是造成制造业企业高负债率的根本性原因？发展中国家以强调银行体系之间的竞争性为导向的金融体制改革，究竟能否有效降低制造业部门的高负债率？本文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所得到的一系列经验发现，应该能为这些重大问题的解答以及其中的前沿研究领域，增添极为重要的新检验证据，也有助于对金融结构和企业发展之间关系理论体系的全面理解，寻找新的切入点。（2）本文的经验发现拓展了既有的理论假说体系。本文的核心发现是，银行竞争对微观企业负债率造成的是显著倒U型关系，这就表明，银行竞争对企业发展可能具有非线性的复杂效应，当银行竞争程度处于一个适宜阶段时，银行竞争会激励银行机构对企业的贷款动机，表现为促进效应，从而造成地区中企业负债率的整体上升。当银行竞争程度超过了一定程度时，过于激烈的银行竞争可能会抑制银行机构对企业的贷款动机，则表现为抑制效应，进而对地区中企业负债率造成抑制作用。这种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些经验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对既有的充满矛盾结论的理论假说，提供构建具有统一解释力的新经验证据基础。（3）研究视角的独特性。考虑到高负债率高杠杆率已经成为困扰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性重大问题，与既有研究的关注视角有所不同，本文基于类似于中国这样的以银行导向的金融体系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背景，将银行竞争和企业负债率这两大问题，直接联系和统一在一个实证研究框架内，专门从银行改革的角度来探究银行竞争对企业负债率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因此，本文的经验发现可以为深入理解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高负债率高杠杆率的发生机制以及解决方法，提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独特经验证据。

（一）典型事实：中国工业企业部门负债率的变化特征

典型事实1：与中国整体负债率大幅度快速上升的事实所不同，中国工业部门的负债率呈现逐步下降态势。

图1展示了本文研究样本期限内的中国工业部门负债率的基本变化趋势。2006年中国工业部门的负债率高达55.22%，之后中国工业部门的负债率虽然整体上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下降，但是，2011年的负债率仍然高达52.74%，五年期间的下降幅度为2.48个百分点。具体来看，粗略可以划分为三个较为明显的变化阶段：第一阶段是2006—2008年间，中国工业部门的负债率经历了稳步下降阶段，两年间下降幅度为0.99个百分点；第二阶段是2008—2010年间，中国工业部门的负债率经历了一个明显的V型变化阶段，由2008年53.59%较大幅度下降到2009年的51.95%，又迅速反弹到2010年的52.70%；第三阶段是2010—2011年间的稳步阶段，2011年中国工业部门负债率为52.74%，与2010年几乎持平。2009年中国工业部门负债率的相对急剧下降，可能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有关。

图  1  中国工业部门负债率的变化趋势（单位：%）

典型事实2：中国工业部门不同所有制企业负债率的变化趋势，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特征。

图2展示了本文研究样本期限内的中国工业部门不同所有制企业负债率的基本变化趋势。首先，在我们研究样本2006—2011年的观察期内，中国工业部门不同所有制企业负债率从高到低的依次排序是，国有企业均值为59.79%，集体企业为54.77%，私人所有企业为54.26%，独立法人为52.99%，港澳台企业为49.81%，外商投资企业为48.24%。负债率最高的国有企业与最低的外商投资企业相差高达11.55个百分点。其次，在2006—2011年间，负债率下降幅度最大的是私人所有企业，六年间下降了3.52个百分点，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负债率下降幅度分别为1.93和1.81个百分点，独立法人企业下降幅度为1.48个百分点，而港澳台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负债率下降幅度非常有限，均只有0.13个百分点。最后，无论是何种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负债率，在2009年均经历了一个程度不等的V型变化趋势，由此可能反映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负债率，在不同程度上均受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影响。

图  2  中国工业部门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负债率的变化趋势

（二）制度背景：中国银行体制的改革逻辑与银行竞争机制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一直处于以银行机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③虽然，中国逐步推进以银行机构的多元化多样化改革，非国有银行的数量和作用在稳步增加，但是，中国的银行体系仍然在较大程度上呈现出由国有大银行垄断的基本格局。^④根据《中国金融年鉴》的统计数据，2013年末，五家大型国有银行（工、农、中、建、交）的总资产规模占到整个银行业的43.3%，这就充分证明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表现为以国有大银行为主的金融格局。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各级政府一直在推进的银行体制改革进程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逐步放开银行进入管制，特别是通过允许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的成立，逐步放松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跨区域设立分行支行和扩大营业网点数量的行政管制，通过促进多层次、多类型的银行机构体系的形成，来鼓励和强化不同类型的银行之间的市场经营业务竞争，从而利用银行间的竞争机制所形成的倒逼机制，促进银行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的银行现代治理制度的完善、风险管控能力的提升以及银行运行效率的提高。

在本文的研究样本期限2006—2011年内，恰好可以观察到两次中国银行体制以放松进入管制为主的改革政策冲击窗口期，主要为针对城市商业银行（包括）城市信用社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的管制放松政策的出台与发布。第一次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6年发布的《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银监发（2006）12号］，核心改革点是“根据发展状况允许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异地（区分为省内设立和跨省设立）分支机构”，“引导辖内城市商业银行以联合、重组为前提，在充分整合金融资源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严格掌握标准审慎设立异地分支机构。避免盲目扩张机构”；第二次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09年发布的《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的通知［银监办发（2009）143号］，核心改革点是“已在省会（首府）城市设有分行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该城市所在省（自治区）内的其他城市再申请设立下设分行和支行，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城市商业银行在法人住所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设立分支机构，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在同城设立支行，不受数量指标控制”。对这两次银行改革政策的侧重点来看，前一次着力于严加监管制度、设立严格条件以及审批制度的管制放松，放松管制的银行进入效果可能相对有限，后一次偏向于取消设立条件和放松审批制度的管制放松，放松管制的银行进入效果可能相对强。从过去中国银行改革的历史进程看，股份制银行的引入始于20世纪80年代，城市商业银行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城市信用社为基础逐渐发展形成的。事实上，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主的跨地区市场准入管制的放松，必然会逐步打破中国以国有大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的行政垄断，从而显著地促进了中国银行市场的竞争程度。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所定义的中国银行体制改革逻辑实质上可以表述为：中国非国有五大行的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市场准入管制的放松政策→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跨地区进入→原有以五大国有银行为主的垄断性贷款市场格局逐步受到挑战→地区银行竞争的强化。

（三）研究问题：中国银行竞争对企业负债率影响效应的综合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获知，一方面，随着中国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市场准入管制政策的逐步放松，所带来的银行竞争程度的强化；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当前阶段仍然是以银行导向型的金融体系的客观现实，这就必然会导致微观企业主要是依赖银行机构来满足自身融资需求的基本事实的发生，地区中银行竞争程度的变化，这两个方面因素的叠加效应，就必然会导致多数地区内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银行机构对微观企业的贷款行为以及满足企业外部融资需求能力方面产生特定的影响，从而对地区内微观企业的负债率水平在整体层面上产生影响。

然而，既有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银行竞争的强化可能会给企业贷款行为带来更为复杂性的影响效应，由此给地区层面微观企业负债率水平的变化带来复杂性的作用效应。一方面，Petersen and Rajan、^⑤Jackson and Thomas^⑥等的研究表明，垄断性的银行体系通过搜集借贷者信息，来缓解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在对借款者进行筛选和监督机制建设方面，有着更强的激励动机。而且，垄断性银行更容易与本地区的企业形成长期关系，利用“软”信息渠道来更容易匹配地区内微观企业的融资需求。相反，竞争性的银行体系由于信息溢出效应以及搭便车行为的普遍存在，导致银行机构难以对企业投资项目的风险进行有效的甄别和筛选，不仅仅难以匹配地区内微观企业的融资需求，而且也会降低银行资金的配置效率。因此，银行竞争的强化可能会在整体层面促进地区内微观企业负债率水平的下降，特别是过于激烈的地区银行竞争所造成的这种负面效应可能更为突出。与此不同的认知逻辑是，Jayaratne and Strahan、^⑦Cetorelli and Strahan^⑧等的研究表明，银行体系的竞争程度的提高，更能促进银行机构公司治理机制的变革、经营运行效率的提高以及贷款交易成本的降低，更能促进银行机构风险防范意识和管控压力的增强，促进银行内部风险识别和处理机制的完善，从而更有利于银行机构匹配和满足地区内微观企业的融资需求。因此，银行竞争可能在总体上会对地区内微观企业负债率水平的提升产生促进效应；另一方面，林毅夫等强调的银行结构性理论表明，要充分重视银行业内部不同规模银行在满足地区微观企业融资需求能力所具有的差异性。在总结已有经验研究证据的基础上，他们认为，银行机构体系中存在一种基于规模的专业化分工现象，即表现为大银行更适合于给大企业提供贷款，而小银行在给小企业贷款方面具有优势。^⑨之所以产生这种系统性差异的原因在于：由于大银行的资产规模相对较大，组织中的委托代理层次相对较多，银行内部的信息传递链条相对较长，导致银行在甄别贷款企业风险和审核每笔贷款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相对较高，导致通过收集借贷者方面的“硬”信息的激励动机相对就强。^⑩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叠加效应下，大银行就必然更倾向于向经营财务信息相对透明、易于提供“硬”信息的大企业贷款。相反，对于那些资产规模相对较小的中小银行机构而言，由于银行内部组织的委托代理层次相对较少，银行内部的信息传递链条相对就短，这就造成贷款活动信息的生产者和决策制定者的合二为一，激励银行更倾向于通过“软”信息渠道与机制来获取借贷者的经营信息，即时掌控和处理企业贷款风险。而这些“软”信息往往只能通过贷款者与借款者之间的长期密切接触，通过保持长期或广泛的业务关系来获取，难以通过正式途径或制度体系加以转移或验证。^⑪而且，中小银行一般是在局限于特定区域展开经营活动的，就便于同区域内的中小企业建立以“软”信息为主的长期银企合作关系，^⑫所以，这就导致小银行在满足小企业贷款需求具有特定的比较优势。而从中国银行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政策的主要内容来看，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鼓励城市商业银行（包括城市信用社）为主的中小银行机构的市场进入和规模扩张，促使这些中小银行更好地服务本地区内中小企业同时多数也是民营企业的贷款需求，强化金融资源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进而促进地区内微观企业负债水平在整体层面的提升。综合以上的分析，在我们看来，从中国的现实背景来看，银行竞争对地区微观企业负债率水平的整体影响可能具有更为复杂的作用效应，据此，我们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1。

研究问题1：中国情景下银行竞争对微观企业负债率的影响效应，未必是单纯的促进效应或抑制效应，可能呈现更为复杂的非线性作用效应。

进一步来看，要全面理解中国情景下银行竞争对企业负债率所产生的复杂影响效应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必须从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差异性角度来加以理解。首先，不少学者指出，国有企业是导致中国高负债率现象发生以及工业部门负债率上升的重要推动因素。^⑬一方面，由于处于某些特定领域的国有企业具有行政政策垄断地位可以获得稳定的垄断利润，银行机构基于风险可控和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化经营原则的考虑，倾向于给国有企业提供相对较多数量和相对较低利息的银行贷款；另一方面，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是，鉴于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作为国有企业和各种银行的共同法人，对国有企业贷款或多或少负有“最后担保人”“最终偿债者”特定身份的偿还责任，这既可以有效降低银行贷款可能面临的各种金融风险，也使得银行机构相关官员避免自身的贷款风险责任，从而激励国有银行以及商业银行针对特定领域的国有企业优先发放贷款的动机。2012年大型国有银行与政府控股的商业银行占商业银行资产总规模的比重高达95%，其中“工农中建交”占商业银行资产总规模的60%以上，相反，而民营银行占商业银行资产总规模的比重仅有5%，由此可进一步看出，中国商业银行整体上仍属于国有控股的典型体制特征。其次，对于民营企业的贷款需求而言，中国各类银行机构就可能倾向于遵循我们以上分析的各种复杂市场逻辑来加以对待，进而导致银行竞争的强化对民营企业负债率造成复杂的影响效应。最后，对于外资企业而言，一方面，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可能依靠国外投资者的母公司以及母国的金融市场或资本市场获得融资渠道，从而不依靠中国国内的银行体系来融资，导致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负债率变化，对中国国内的银行竞争变化的不敏感；另一方面，与外商投资企业有所不同，港澳台企业可能要更偏向于依赖中国国内的银行体系，因此，中国国内的银行竞争程度的变化，可能会对港澳台企业负债率造成一定的影响效应。

研究问题2：中国情景下银行竞争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负债率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较为显著差异性的特征事实，因此，银行竞争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负债率，造成更为复杂的作用效应。

（一）计量模型设定与核心变量定义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检验中国情景下银行竞争对企业负债率所造成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依据本文所需要检验的研究假设，设计了如下的计量模型：

在计量方程（1）式中，下标$i$、$j$、$c$、$p$、$t$分别指示企业、企业所处的三分位行业、企业所处的地级市、企业所处的省份地区以及相应的年份。我们关注的因变量$Leverag{e_{ijcpt}}$表示企业的负债率，使用企业的负债总额与总资产额的比值来表示。本文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是衡量中国地级城市层面的银行竞争程度的代理指标$Bankcom{p_{ct}}$，考虑到中国情景下银行竞争对企业负债率可能造成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我们还在计量方程（1）式添加了该代理变量的平方项$Bankcom{p^2}_{ct}$。本文中，针对中国地级城市层面银行竞争程度的代理指标$Bankcom{p_{ct}}$，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我们采取以下两种常用的构造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计算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农、工、建、交）的贷款在整个银行业贷款中的市场集中度，即计算五大国有银行在所有银行贷款额中的市场份额集中度指标$CR5\_loa{n_{ct}}$。具体的计算方法见公式（2），其中，$bankloa{n_{kct}}$表示表示不同类型银行机构$k$在中国不同地级市$c$的年份$t$的贷款额，$k=$1、2、3分别指示五大国有银行（中、农、工、建、交）、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及城市信用社这三大类的银行机构：

第二种方法是利用中国各地级市地区层面各类型银行机构的贷款额数量信息，通过构造不同类型银行机构贷款额的赫芬达尔指数$HHI\_loa{n_{ct}}$，作为中国情景下银行机构竞争程度的代理变量。需要额外交代的是，从中国银行体系的行为逻辑来看，由于中国银行机构当前仍然是依赖存贷利差作为营利的主要手段，而且，为了获得银行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各银行在各地区的存款并不会完全供给以及满足本地区的贷款需求，因此，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如果要有效地度量中国地区银行机构的竞争行为和竞争程度，与Akins et al. 使用银行存款额指标来构造银行竞争代理指标变量的逻辑所不同，使用各地区的银行机构贷款额指标所构造的银行竞争代理指标，可能更为符合中国情景下银行机构的竞争行为逻辑特征。有鉴于此，我们设立了公式（3）来测算中国地级市层面的银行竞争程度，类似地，$bankloa{n_{kct}}$表示不同类型银行机构$k$在中国不同地级市$c$的年份$t$的贷款额，$k=$1、2、3分别指示五大国有银行（中、农、工、建、交）、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及城市信用社这三大类的银行机构。

以上利用公式（2）和（3）得到的用于度量中国地级市层面的银行竞争程度的代理指标$CR5\_loa{n_{ct}}$和$HHI\_loa{n_{ct}}$，其数值反映的是银行机构的垄断程度，数值越大表示垄断程度越高，需要将之转变为反映银行竞争程度的代理指标。借鉴Akins et al.等文献的做法，分别将以上两个反映地区银行竞争程度的代理指标变量乘以$ - 1$来加以转化，转化后的代理变量分别为$CR{5_{ct}}$和$HH{I_{ct}}$，其数值越大反映在中国地级市层面的银行竞争程度越高。^⑭

计量方程（1）式的控制变量集X中包括的变量有：（1）企业年龄因素［$\log (age)$］，使用企业注册成立时间与样本期的时间差距的对数值来表示。很显然，企业年龄是影响企业负债率的重要因素，按照一般逻辑来看，年龄越长的企业由于声誉机制以及与银行机构之间所形成的关系性信任，导致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能力越强，从而导致企业负债率越高。因此，预期企业年龄和企业负债率正相关；（2）企业规模因素［$\log (capital)$］，我们采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的对数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代理变量。从中国的现实状况来看，企业固定资产规模对企业负债率可能有着正负两个方向的影响作用，一方面，从中国银行体系对企业贷款活动强制性地需要担保抵押品要求来看，固定资产越多的企业可能更容易满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要求，可能就有着更高的企业负债率水平，这就导致企业规模和企业负债率之间可能的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固定资产规模越大的企业，往往也可能处于企业发展的成熟期。因此，由于企业增长和扩张市场空间相对越小，对外部融资的需求动机相对就较低，由此企业负债率相对就会较低，这就导致企业规模和企业负债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到底哪种现象和预期更符合中国事实，对此需要加以检验；（3）企业出口因素（$export$），定义为企业的出口销售额与企业销售收入的比值所表示的出口密集度变量。在中国制造业企业普遍面临金融抑制体制所导致的融资难融资贵的背景下，出口所具有的稳定市场订单以及回款能力的保障，可能会作为更好的甄别信号机制，有利于帮助企业从外部金融机构获得更多的融资，从而促进企业负债水平的提升；（4）企业固定资产增长因素（$fixasset\_increase$），定义为（本年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上年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上年企业固定资产净值。按照一般的逻辑，固定资产增长越快的企业投资需求也更大，企业对外的融资需求也越大，从而会导致企业负债率水平的升高；（5）企业所有制类型因素。如何针对中国的工业企业进行所有制类型的准确划分，既有文献已有深入讨论。我们使用在企业注册资本中，国有（$state$）、集体（$collective$）、独立法人（$legal$）、私人所有（$private$）、港澳台（$HMT$）和外商投资（$foreign$）这六个主体所持有的注册资本额所占比重最大的，将之定义为相应的企业所有制性质。需要关注的重要现象是，在中国当前特定的金融体制格局之下，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所面临的银行机构为主金融体系的贷款条件以及所遭受的信贷歧视，是有明显差异的。针对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国有企业或多或少是以国家作为贷款的最终担保者，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具有的行政垄断地位，以及国有企业作为国家产业政策的执行者，就使得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的贷款就会自然偏向于国有企业，使得国有企业较为容易获得相对低成本和足够数量的银行贷款，导致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并不会受到银行体制的约束。甚至还存在银行贷款向少数特定领域的国有企业集中，导致某些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的现象。^⑮针对民营企业来说，银行会遵循贷款风险控制的市场经营逻辑，导致缺少抵押担保品的民营企业以及面临较高经营风险的中小民营企业，会遭受银行机构的贷款歧视约束以及融资约束，导致民营企业的负债率由此受到复杂的影响效应。针对港澳台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而言，这些企业的融资来源可能在于国外的母公司和投资控股公司，因此，其融资来源可能并不依靠中国国内以银行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导致银行竞争未必会对企业负债率产生特定的影响效应。

在计量方程（1）式中，我们还控制了一系列具有固定效应性质的虚拟变量。首先，设计了企业层面的虚拟变量（${\eta _{firm}}$），来控制由于企业个体间的异质性差异带来的固定效应。控制企业个体层面的固定效应，就可以控制企业所处的地级市层面、省份层面乃至行业层面的固定效应产生的各种影响；其次，设计了企业年份的虚拟变量（${\eta _{year}}$），用来控制中国推出的金融改革政策、金融发展阶段性变化、外部需求冲击和金融危机冲击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口径的变化，对中国国内企业负债率带来的各种冲击性影响；最后，${\varepsilon _{ijkt}}$是服从$i.i.d$的随机误差项。

（二）内生性问题讨论与工具变量设计

从本文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来看，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是，计量方程（1）式中可能存在地区银行竞争和微观企业负债率之间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定义的研究逻辑是：中国银行管制放松政策→非国有银行的支行进入和营业网点数量增加→银行竞争程度的提升→对企业融资行为产生影响→影响企业负债率，在这种逻辑之下，某个地区内单个微观企业的融资需求和融资行为，难以影响整个地区层面的银行竞争状态。但是，在我们看来，仍然可能存在两种类型的作用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首先，在企业融资需求较高以及企业负债率较高的地区，同时，其往往也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容易成为银行支行进入和新营业网点选址布局的优先地区，因此，经济发展地区往往容易成为银行竞争程度提升的地区，从而造成地区内微观企业负债率和地区银行竞争之间的某种特定联系，进而产生相关的内生性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在计量方程（1）式中纳入了中国地级市和省级层面的虚拟变量，就是用来控制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差异带来的影响，从而缓解由此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其次，某个地区中的有实力企业，是否会主动谋求通过跨地区的银行机构获得贷款，从而对地区内的银行竞争和企业负债率内在关系造成干扰效应。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在中国银行贷款市场存在较为突出的市场分割典型特征的情形下，使得企业与银行之间跨地区的借贷行为是极少发生的。这是因为：（1）中国银行机构的支行以及营业网点布局，是按照中国城乡行政格局的设置来进行布局，与当地的行政体制相配套的。这种情形下，一方面，出于保护各自银行机构各自地区支行分行自身利益的内在动机，另一方面，处于银行风险监管本地责任化的监管与追溯机制便利化的内在要求，国有银行的各个分行、支行的贷款经营业务，一般情形下被严格地限制在每个行政辖区内，当地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必须经过当地银行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批，很难跨地区申请贷款。（2）从中国银行机构的具体运行情况看，银行机构为了防范和控制贷款风险，无论是从银行机构中普遍性的抵押担保贷款特要求来看，还是从依靠关系型贷款（relationship lending）来降低银行和企业贷款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控制金融风险的机制设计角度来看，中国的银行机构均会主动选择倾向于本地化的企业贷款行为。一方面，在中国银行机构贷款多数需要抵押担保的强制性要求下，本地化的贷款行为更便于银行机构放贷活动中对抵押担保品的本地化控制和监管，另一方面，银行竞争越激烈，更容易促使银行进行关系性贷款，更依赖“软”信息进行贷款活动中的信息处理和风险监管。^⑯而且，在关系型贷款的形成过程中，客户的本地化使得银行获取客户信息的成本越来越低，更进一步促进了关系型贷款在本地的集聚。^⑰因此，本地化的经营策略，会使得银行机构更容易利用企业在本地银行机构开设账户中的业务往来和经营活动信息，作为企业贷款信息的甄别机制和风险控制手段。而且，从银行机构跨地区经营的营运成本来考察，尽管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逐步放开了银行跨地区开设分支机构的管制措施，但是银行机构的跨地区经营活动往往会带来更高的运营成本。^⑱这也使得中国银行机构的经营业务更多集中在本地市场。

进一步看，在考虑到中国银行贷款市场存在较为突出的市场分割典型特征的基础上，上述逻辑为我们利用邻近地区的银行竞争程度作为本地区银行竞争的工具变量，提供了现实和理论依据。借鉴Chong et al.构造相应工具变量的思路，我们以邻近地级市的银行竞争程度变量，作为中国地级市层面银行竞争程度的代理变量$CR5$和$HH{I_{ct}}$的工具变量。^⑲具体来看，我们将之定义为与地级市$c$边界接壤的同一省份内GDP规模相对最为接近的m个其他地级市地区的$CR5\_bankloa{n_{othercity,pt}}$和$HHI\_bankbranc{h_{othercity,pt}}$、并且使用地区的GDP作为加权权重所得到的当年平均值，这里，我们设定m=3^⑳。在我们看来，构建该工具变量的合理逻辑在于：银行设立新的支行分行以及选择营业网点数量扩张的地址决策动机来看，同一省份地区内的GDP规模最为接近的地区，往往也是同一类型银行和不同类型银行进入地址的决策动机相似或类似的地区，甚至是本地区的银行竞争面临过于激烈，而考虑的可能备选地址之一，因此，这两者之间必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适合作为相应的工具变量。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说明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相关研究数据，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来源：首先，中国地级市层面的银行竞争数据主要来自中国银监会对全国银行业2006—2011年的金融活动普查数据。该普查数据包括不同类型银行的1719个县级市的营业网点信息、存贷款额等指标。由于县级市的统计数据相对难以获取，我们按照地级市的行政区划将上述银行普查数据进行汇总，最终得到相应的中国地级市的银行竞争数据。其次，企业相关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2005—2011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鉴于既有的研究均发现该数据库存在众多的使用问题，就此，我们尽可能按照Brandt et al.^㉑等文献的处理方法，来细心梳理和整理相关的数据信息，从而力求最为有效地得到本文研究所需的样本数据库。此外，我们对数据存在的众多问题以及某些数据的缺失信息，进行了相对有效的处理和增补，从而尽可能保证研究样本数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针对这两大数据库，我们按照中国银行竞争数据的地级市信息和企业所处地级市的共同代码信息，进行识别和匹配，最终从而得到本文研究所需要的研究样本数据库。

（一）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

针对本文需要探讨和检验的研究问题1，表1列示了利用计量方程（1）式得到的检验结果。其中，模型1报告的是采用OLS估计方法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CR5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显著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平方项CR5_SQ变量的回归系数也在1%显著水平上显著为负，考虑到我们设计的用于测度中国地级市层面银行竞争的代理变量为负值，这就表明，中国情景下银行竞争对企业负债率造成的是倒U型的作用效应。模型2的检验结果显示，HHI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显著水平上显著为负，其平方项HHI_SQ变量的回归系数也在1%显著水平上显著为负，同样验证了中国情景下银行竞争对企业负债率造成的是倒U型的作用效应的基本事实。模型3报告的是采用OLS+IV估计方法的检验结果，仍然可以看出，CR5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显著水平上显著为负，平方项CR5_SQ变量的回归系数也在1%显著水平上显著为负。类似地，模型4的检验结果也显示，HHI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显著水平上显著为负，其平方项HHI_SQ变量的回归系数也在1%显著水平上显著为负。无论是不使用工具变量还是使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均验证，中国情景下银行竞争对企业负债率造成的是显著的倒U型作用关系。倒U型的关系也就表明，当银行竞争程度没有超过一定程度时，银行竞争对企业负债率造成的是促进效应，当银行竞争程度超过一定程度时，银行竞争对企业负债率造成的是抑制效应。

由此说明，中国银行管制放松造成的城市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进入，所带来的银行竞争程度的提升，对企业负债率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两面性作用效应，一方面，在那些银行管制放松带来的商业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包括城市信用社）进入相对较少的地区中，银行竞争程度的提升相对有限，此时银行竞争程度的增加，可能会对银行机构内部推进现代公司治理体制和风险监管机制的完善和改进，产生较大的倒逼式的正面激励机制作用，从而激发了银行机构降低借贷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贷款活动中交易成本的努力，进而增加本地区的微观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乃至贷款数量，因此，适当的银行竞争会有效激励银行机构增加对地区微观企业的贷款，促进银行资金的配置效率，最终在整体上表现为促进了本地区企业负债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在那些当银行管制放松带来的商业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进入相对较多、银行机构营业网点数量面临大幅度增加的地区中，必然会造成各银行机构之间针对地区中有限优质贷款对象的残酷竞争，这就可能会导致银行机构对企业融资风险防范意识的提升，对银行机构自身不良贷款率谨慎度的提升，导致多数银行机构不仅不会增加针对本地区企业的贷款数量增加，相反会减少对本地区企业的贷款数量，因此，银行过度竞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最终在整体层面上表现为对本地区企业负债率的抑制效应。就此，本文所得到的中国情景下银行竞争和企业负债率之间这种明确的倒U型关系，是对该研究领域各种矛盾性理论假说的一个全新诠释，其揭示了在类似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在以银行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格局下，银行竞争对企业发展所具有的两面性效应，只有适宜程度的银行竞争，才能有利于微观企业对银行贷款的获得机会以及获得数量增加，进而造成地区层面企业负债率的上升；相反，过于激烈的银行竞争，可能会减少微观企业对银行贷款的获得机会和空间，从而对地区层面企业负债率造成负面效应。

（二）所有制差异视角的检验结果

为了给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2提供有效的检验证据，表2报告了银行竞争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负债率影响效应的检验结果。其中，模型1展示了针对国有性质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其显示，CR5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银行竞争程度的提升，会促进国有性质企业负债率的提高。模型2展示了针对集体性质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其显示，CR5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银行竞争程度的提升，对集体性质企业负债率会产生抑制作用。模型3展示了针对独立法人性质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其显示，CR5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其平方项CR5_SQ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也显著为负，表明银行竞争对独立法人企业负债率造成了显著的倒U型关系。模型4展示了针对私人所有性质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其显示，CR5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其平方项CR5_SQ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也显著为负，表明银行竞争对私人所有企业负债率造成显著的倒U型关系。模型5展示了针对港澳台性质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其显示，CR5变量的回归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银行竞争对港澳台性质企业负债率造成显著的抑制效应。模型6展示了针对外商投资性质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其显示，CR5变量的回归系数未呈现显著性，表明银行竞争对外商投资性质企业的负债率并未造成显著的作用效应。

针对以上的各所有制样本组的差异性检验结果，我们对之的解释是：

第一，银行竞争的强化，会迫使银行机构更多地将贷款提供给国有企业，从而促进国有企业负债率的持续提升。这种现象的发生很有可能与国有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主导者的战略定位有关，也与促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的具体目标有关，在“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国家战略引导下，有着国家背景的中国银行机构，无论是五大国有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或城市商业银行，必然会将国有企业作为贷款的优先对象，扶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因此，来源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管制放松所带来的银行竞争程度的提升，会激励各银行机构对国有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从而促进了国有企业负债率的提升。

第二，银行竞争的强化，会迫使银行机构更多地理性考虑贷款风险，并收缩对集体企业的贷款，从而对集体企业的负债率造成抑制效应。中国的集体企业一直受到产权界定和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推进缓慢的双重发展问题的困扰，自身的经营绩效风险相对比较突出，因此，面临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管制放松所带来的银行竞争程度的增加，银行竞争必然会导致银行机构对自身贷款风险和不良贷款率谨慎度的提高，使得集体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必然会减少，从而造成银行竞争对集体企业负债率抑制效应的发生。

第三，银行竞争的强化，对独立法人和私人所有性质的民营企业负债率均造成显著的倒U型作用效应，其动因就在于，一方面，当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管制放松所带来的银行竞争程度，处于尚未超过一定竞争程度的特定阶段中，适度的竞争会促进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对银行内部公司治理组织架构、激励约束机制和内部控制机制以及风险管控制度的改进和提升，使得银行机构对民营企业贷款成本降低以及贷款意愿的提升，从而促进民营企业负债率在整体层面的上升；另一方面，当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管制放松所带来的银行竞争程度超过一定强度，过于激烈的银行竞争必然会导致银行机构对自身贷款风险和不良贷款率谨慎度的提高，导致银行机构对民营企业的贷款风险防范意识加强和贷款意愿的下降，从而导致民营企业负债率在整体层面的下降。

第四，银行竞争的强化，对港澳台性质企业负债率均造成显著的抑制效应，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港澳台企业多数从事加工贸易以及出口活动，随着中国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以及低成本出口竞争优势的弱化，港澳台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发展空间均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在部分港澳台企业是依靠中国银行体系获得融资来源的情形下，银行竞争的提升，会导致银行机构对港澳台企业贷款风险谨慎度的提高，减少对港澳台企业的贷款，从而在整体上导致港澳台企业负债率的下降。

第五，银行竞争的强化，对外商投资性质企业负债率并未造成显著的作用效应，这就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的融资需求并不依赖于中国的银行机构体系，或许可以从国外母公司以及母国的金融体系获得融资渠道，因此，这就造成了中国国内的银行竞争与外商投资性质企业负债率之间不相关关系现象的发生。

（一）不同层次银行进入的视角

为了分析在中国银行进入管制放松政策的背景下，以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支行进入以及营业网点数量扩张为主要类型的银行竞争，对企业负债率可能产生U型影响效应中的具体机理机制，我们又构建了如下的计量方程：

上式中，借鉴ABBGH（2003）和Hashmi（2015）等的研究思路，我们使用交互项$Bankcom{p_{ct}} \times$$BankEntr{y_{k,ct}}$和$Bankcom{p^2}_{ct} \times BankEntr{y_{k,ct}}$来反映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进入，通过对银行竞争程度渠道对企业负债率所施加的额外影响，由此，来揭示中国银行进入管制放松政策带来的银行竞争效应，对企业负债率所产生影响效应的内在作用机制。具体地，我们将$BankEntr{y_{k,ct}}$变量分为两类：一是表示商业股份制银行进入的信息变量（$StockBankEntr{y_{ct}}$），定义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地区$c$年份$t$的营业网点数量比上年的增加数量或减少数量；二是表示城市商业银行及城市信用社进入的信息变量（$CityBankEntr{y_{ct}}$），定义为城市商业银行及城市信用社在地区$c$年份$t$的营业网点数量比上年的增加数量或减少数量。其他变量的设计和定义与计量方程（1）式类似，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表3列示的是采用OLS+IV的估计方法，针对银行进入对银行竞争和企业负债率关系的影响效应的检验结果。其中，模型1至4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对$Bankcom{p_{ct}}$变量采用$CR5$或$HHI$的不同代理变量形式，交互项$Bankcomp \times StockBankEntry$的回归系数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交互项$Bankcom{p^2} \times $$StockBankEntry$回归系数在1%统计水平上也显著为负，类似地，交互项$Bankcomp \times CityBankEntry$的回归系数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交互项$Bankcom{p^2} \times CityBankEntry$回归系数在1%统计水平上也显著为负。同时，各模型中$Bankcomp$和$Bankcom{p^2}$代理变量的检验结果均保持了相同的结果。以上经验结果充分说明，无论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是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使得银行竞争和企业负债率之间原有的倒U型图形的开口变得更为狭窄，整体变得更为陡峭，由此表明，在那些银行竞争程度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地区中，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会通过促进银行竞争程度的提高，激励银行机构对企业的贷款扩张，进而造成企业负债率水平在整体层面的提升；而在那些银行竞争程度超过一定程度的地区中，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会通过刺激银行竞争程度的提高，强化银行机构对企业贷款风险意识的提升，从而降低对企业的贷款数量，进而造成企业负债率水平在整体层面的下降。

（二）不同层次银行进入和企业所有制差异性的双重视角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情景下银行竞争对企业负债率所产生U型关系的内在作用机制，我们将研究的视角深入到检验以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支行进入以及营业网点数量扩张为主要类型的银行竞争，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负债率所产生的差异性影响效应。表4至表7分别列示了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对银行竞争和不同所有制企业负债率关系的作用机制的各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针对银行竞争程度的测度是采用CR5还是HHI形式的不同代理变量指标，各模型的检验结果均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以下的解释就以表4的回归结果作为基准。模型1显示，针对国有性质企业的样本组，CR5变量的回归系数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交互项CR5 $ \times $ BankEntry变量（分别使用CR5 $ \times$StockBankEntry和CR5 $\times $ CityBankEntry变量来表示）的回归系数也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就表明，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和营业网点数量的扩张，通过促进银行竞争程度强化的传导渠道，对国有企业负债率的提升产生了促进效应；模型2显示，针对集体性质企业的样本组，CR5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交互项CR5 $ \times $ BankEntry变量的回归系数也不显著，这就表明，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和营业网点数量的扩张，通过促进银行竞争程度强化的传导渠道，并未对集体企业负债率的提升产生显著作用；模型3和模型4显示，针对独立法人和私人所有性质企业的样本组，CR5和平方项CR5_SQ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交互项CR5 $ \times $ BankEntry和CR5_SQ $ \times $ BankEntry变量的回归系数也分别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就表明，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所导致的营业网点数量扩张，使得银行竞争和民营企业负债率之间原有的倒U型关系图形的开口变得更为狭窄，整体变得更为陡峭，这也可解读为，在那些银行竞争程度还未达到一定程度的地区中，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会通过促进银行竞争程度的提高，激励银行机构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扩张，进而造成民营企业负债率水平在整体层面的提升；而在那些银行竞争程度达到一定程度的地区中，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既刺激银行竞争程度的提高，也强化银行机构对企业贷款风险防范意识和管控措施的提升，降低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数量，进而造成民营企业负债率水平的总体下降；模型5显示，针对港澳台性质企业的样本组，CR5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交互项CR5 $ \times $ StockBankEntry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但是，交互项CR5 $ \times $ CityBankEntry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就表明，一方面，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进入和营业网点数量的扩张，通过促进银行竞争程度强化的传导渠道，并未对港澳台企业负债率的提升产生显著作用。另一方面，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和营业网点数量的扩张，通过促进银行竞争程度强化的传导渠道，对港澳台企业负债率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模型6显示，针对外商投资性质企业的样本组，CR5和交互项CR5 $ \times $ BankEntry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由此表明，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和营业网点数量的扩张，通过促进银行竞争程度强化的传导渠道，并未对外商投资企业负债率的提升产生任何显著作用。

以上的各项检验发现，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情景下银行竞争对企业负债率所产生的U型影响效应中的内在作用机制，提供了更为细致、更为全面的经验证据。对以上的一系列经验证据进行解读，可以得出的有价值的结论是：首先，中国银行管制放松政策的实施，所造成的以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进入和营业网点数量扩张为主要形态的银行竞争程度的提升，不仅没有对国有企业负债率的提升造成控制效应，反而表现出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倾向于向国有企业贷款的基本事实，进一步推高了国有企业的负债率。这就进一步验证，在“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国家战略指导之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必然会优先和强化对国有企业的贷款扶持力度，从而推动国有企业负债率的持续升高；其次，我们再次验证，独立法人和私人所有性质为主的民营企业，是造成中国情景下银行竞争和企业负债率之间倒U型关系的主导因素。这揭示出的事实是，在那些银行竞争程度还没有达到一定门槛的地区中，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会通过促进银行竞争程度的提高，激励银行机构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扩张，进而造成民营企业负债率水平的提升；而在那些银行竞争程度超过一定门槛的地区中，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会通过刺激银行竞争程度的提高，强化银行机构对民营企业贷款风险意识的提升，从而降低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动机和贷款数量，进而造成民营企业负债率水平的下降。由此进一步证明，中国情景下银行进入管制放松所带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银行竞争行为，是造成银行竞争和企业负债率之间倒U型关系的内在机制性因素；最后，城市商业银行而非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进入所带来的银行竞争，是造成港澳台企业负债率下降的主导因素。相反，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所带来的银行竞争，仍然没有对外商投资企业负债率造成任何显著的作用效应。这些经验证据为我们以上的解释分析逻辑，提供了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的支撑证据。

现阶段，高负债高杠杆率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问题。事实上，高负债高杠杆率现象的产生，与中国一直是以银行机构为主导的间接融资型金融体系密不可分的。因此，从银行体制改革以及银行体系市场竞争的角度入手，来探析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实体经济部门中相对较高负债率的形成原因，以及通过推进银行体系的改革来合理控制和降低中国制造业负债率的可行途径，就应该成为事关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研究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本文依靠中国工业部门负债率逐步下降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负债率存在显著差异性的这两大典型事实，立足于从中国银行异地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政策所带来的银行竞争加剧的角度，来实证研究银行体系竞争对企业负债率所造成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我们发现：（1）中国情景下银行竞争对企业负债率造成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复杂影响效应，这就表明，在那些银行竞争程度没有超过一定程度的地区中，银行竞争可以促进企业负债率提升；而在那些银行竞争程度超过一定程度的地区中，银行竞争对企业负债率造成抑制效应；（2）从区分所有制类型的角度来看，银行竞争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负债率性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具体来看，银行竞争持续推进了国有企业负债率的提升，而对民营企业的负债率造成显著的倒U型效应，对港澳台企业负债率造成抑制效应，而对外商投资企业未产生显著影响；（3）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异地市场进入以及带来的营业网点数量变化所带来的银行竞争格局的变化，是中国情景下银行竞争对企业负债率产生如此复杂影响关系的内在机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市场进入所带来的银行竞争，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将贷款对象转向国有企业，逐步加大了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力度，从而进一步推升了国有企业的负债率。

基于这样主要的发现，本文的政策含义具体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短期来看，通过积极推进以打破五大国有银行绝对垄断势力、强化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为主导的银行体制机制改革，是当前阶段抑制中国制造业部门负债率的重要改革途径；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基于银行体制改革对中国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负债率的作用相对有限，2006—2011年这六年间，中国工业部门的负债率仅仅下降了2.48个百分点，基于如此的基本现实，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工业部门负债率相对过高的重大现象，真正推进中国银行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甚至全面推进以银行混业经营为主的根本性体制改革，可能应该是今后更为重要的金融体制改革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