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广泛运用于艺术创作和艺术史研究，对其内在逻辑的揭示和反思变得越来越迫切。通过福柯的《这不是一只烟斗》和罗莎琳·克劳斯的《关于索引的笔记》两个文本，可以看出算法在艺术创作和艺术史研究中依循的是“拟像”的原理，而主导它的则是“索引”及其内在的形式主义逻辑。为了克服“拟像”尤其如AI影像生成带来的“白噪声”效应，艺术家黑特·史德耶尔提出应回到数字基础设施。这亦恰好回应了艺术史家阿曼达·瓦西列夫斯基针对“计算形式主义”的检讨和艺术家帕格伦关于“机器现实主义”的质询。但事实上，正是数字基础设施与“机器现实主义”，重构了艺术（史）的“客观性”，并开启了一条AI时代人文学科研究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