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人书写“当代”文学史时颇重视宋孝武帝统治的大明时代，且视之为从“经史”向“文采”的转折点。这一命题以及大明时代在南朝文学史中的地位，应从宋孝武帝自觉承拟汉武宫廷文化尤其是礼仪文学的角度理解。宋孝武帝与江夏王刘义恭将司马相如《封禅文》用作礼仪剧本，通过表、诏、诗展演《封禅文》构想的天子与大司马诸多行动及其话语。此事及宋孝武帝在殷贵妃葬礼上承拟汉武帝葬李夫人礼制及《李夫人赋》、首次拟作《柏梁台诗》、谢庄受诏作《舞马赋》并承袭汉武帝《天马歌》的文本结构，共同说明宋孝武所“好”之“文章”集中在汉武帝朝宫廷文学尤其是礼仪文学。其时代文化背景是宋孝武帝大力建设礼仪制度，然这种礼仪制度主要用于塑造威仪，并不推动崇儒宗经，由此继承了汉武帝宫廷文学润色、涂饰的一面，带动彼时文化与文学向“文采”的转折，成为南朝文学尤其是文学形式美学发展的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