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乃乔认为，不同于文学阐释学，经学诠释学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以来在解经释义的本质上就是国家诠释学，作为附庸的训诂诠释学一旦脱离了经学诠释学，便失落了本然归属经学传统的宏大历史意义。姜哲认为，相较于中国古典学，经学诠释学更具比较研究的自觉，其借助现代诠释学理论对中国传统经学与西方古典学、释经学进行汇通性和后设性的研究，从而形成了双重互摄的比较视域及择鉴中西的研究理路。周海天认为，“经典诠释学”与“经学诠释学”在本体论、方法论上及研究对象上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前者对后者的误置表现在“以文代经”和“以史代经”两个面向上。王越凡认为，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彰显了探究型诠释学的内涵，不仅强调释经者的主体能动性与文本生成性，更作为可以通约于中西的存在论命题，主张以反求诸心来实现诠释主体作为此在之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