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治理“外交化”

冯建勇

边疆治理“外交化”—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

冯建勇

作者简介: 冯建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浙江金华 321004）;

中图分类号: K25

“Diplomatizing” the Border Governance

Jianyong FENG

Available Online: 2023-02-20
CLC number: K25

摘要

参酌方素梅《中华民国时期的边疆观念和治边思想》（《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马戎《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政权建设与族群关系》（《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马玉华《国民党中央的边疆政策研究−政策设计篇》（《昆明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孙宏年《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思想与机构演变（1912—1919年）》（《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等先行研究成果。

参酌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写：《沙俄侵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许建英：《民国时期英国与中国新疆（1912—1949）》，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

本文认为，所谓边疆治理“外交化”，即指中央政府本身无力掌控边疆地方治理实践和议程设置，唯有依附于与相关边疆地方关系密切的列强，借以推进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之关系。“外交化”可被视作民国时期边疆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并非唯一特征。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321页。

参酌冯建勇：《从“无边天下”到“有限疆界”−近代中国疆域形态衍变与边疆知识体系生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国际问题研究会出版中国边疆宰割史，叙述边疆背景甚精详》，《申报》1934年11月12日，第9版。

颇有代表性的例子，如有人专门摘录前清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编成《清光绪、宣统朝边疆之外交史料》一书。参见胡明春：《清光绪、宣统朝边疆之外交史料》，《边疆》1937年第2卷第1—2、11—12期。时人在辑录边疆时事之际，还将“边境外交”形成一个门类。参见《边事汇录·边境外交：滇缅边界行将续勘》，《边疆》1936年第1卷第4、5、6、9、10期。国民政府外交部主办的《外交部周报》杂志，亦经常性刊载边疆时事和边疆研究类文章。参见《凌纯声谈边疆教育》，《外交部周报》1946年第7期，第2版；《优待边疆学生办法公布》，《外交部周报》1947年第39期，第3版；《利用边疆荒地发展垦牧事业》，《外交部周报》1948年第62期，第1版。

钟羽：《新疆外交之回顾与前瞻》，《边铎》1934年第1卷第3期，第223页。

钟羽：《新疆外交之回顾与前瞻》，《边铎》1934年第1卷第3期，第226页。

钟羽：《新疆外交之回顾与前瞻》，《边铎》1934年第1卷第3期，第228—229页。

张凤岐：《英侵西藏与法侵云南之透视》，《外交评论》1934年第3卷第8期，第55页。

张凤岐：《英侵西藏与法侵云南之透视》，《外交评论》1934年第3卷第8期，第38页。

张凤岐：《英侵西藏与法侵云南之透视》，《外交评论》1934年第3卷第8期，第57页。

张凤岐：《英法铁蹄下的云南外交问题》，《新亚细亚》1933年第3卷第6期，第49页。

张凤岐：《英法铁蹄下的云南外交问题》，《新亚细亚》1933年第3卷第6期，第49页。

史练：《西藏外交鸟瞰》，《边疆》1936年第1卷第2期，第25—33页。

景：《以外交安定西藏》，《康藏前锋》1934年第12期，第39页。

远东外交研究会主编：《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1923年，民国国际协报社刊本，“叙”，第1页。

参酌庞乐泮：《东北外交紧急中武装同志应有的准备》，《军铎》1929年第1期。《王正廷应蒋召北上会商东北外交问题》，《申报》1929年7月9日，第7版；《王外长北上与东北外交》，《大公报（天津）》1929年7月10日，第2版；《东北外交移归中央》，《新无锡》1929年7月12日，第2版；《东北外交绝对听命中央，莫德惠抵京后谈话》，《民国日报》1930年1月29日，第5版。

参酌吴瀚涛：《九一八以来之东北外交》，《国民外交杂志》（南京）1933年第2卷第1期；蒋廷黻：《东北外交史中的日俄密约》，《独立评论》1932年第8期；《东北外交悬案之一部》，《上海青年》1931年第31卷第47期；《东北外交问题汪罗昨夜密商》，《新闻报》1932年5月14日，第7版。

张印堂：《我国边疆及国防问题·编者按》，《外交月报》1936年第8卷第5期，第1页。

有研究认为：19 世纪中期以来到20世纪初，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浪潮以及侵蚀分裂中国边疆领土的一系列强权外交行径，使得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渐渐萌发了现代意义上的边疆外交思维；但“边疆外交”一词的提出和作为一种外交理念，却要比边疆学派的兴起和边疆研究的开展迟滞得多，“边疆外交”一词的出现是二战后美苏“两极”对抗下的特殊产物（参酌方天建：《论边疆外交与良性边疆外交》，《学术探索》2016年第9期）。本文研究表明，这一观点实值得商榷。

该处“桃源胜境”一词，出自民初新疆军阀杨增新自撰的一副对联：“共和实草昧，羞称五伯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狃率南回北准，浑噩常为太古民。”彼时，杨增新对中央政府持“认庙不认神”之态度，“嘉峪关外，惟我独尊”，使得新疆成为民国前期中央政府难以企及的“塞外桃源”。

民国初年，外蒙古、西藏先后宣布“独立”。在这两起“独立事件”背后，俄国和英国的扶持具有决定性影响。彼时北京政府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为此分别与俄国、英国政府进行交涉，勉强维持了其对外蒙古、西藏的主权地位。详情参酌冯建勇：《“政治博弈”与“国家构建”−辛亥革命场域的外蒙古问题》，《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秦和平：《1912年民国政府筹治西藏措施述评》，《中国藏学》1993年第4期。

蒋介石：《中国之边疆问题》（1934年3月7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4年1—6月）》，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年，第470页。

蒋介石：《中国之边疆问题》（1934年3月7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4年1—6月）》，第471页。

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上），台北：“国史馆”，2011年，第312页。

《蒋介石日记》，1934年3月3日。

《蒋介石日记》，1934年3月7日。

《蒋介石日记》，1934年4月13日。

参见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彼时有报纸“社论”也认为：“我们与蒙藏恢复关系的时候，对于英、俄在各该地方合理的经济利益，不伤及国家主权的，应该加以承认与保护。千万不可高唱打倒，以免他们对我先失去同情，和我们捣乱，增加我们和蒙藏关系的阻碍，这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参见琪：《边疆外交应注意之点》，《益世报》（天津版）“社论”，1934年12月23日，第1版。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编年初稿》卷3，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行，1978年，第210页。这一点教训，显然是从“中东路事件”中得来。

蒋介石：《中国之边疆问题》（1934年3月7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4年1—6月）》，第472页。

蒋介石：《中国之边疆问题》（1934年3月7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4年1—6月）》，第472页。

参见冯建勇：《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藏安全环境与清政府战略回应（1888—190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4期。

参见康沛竹：《清廷在东北的“以夷制夷”政策》，《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宫碧澄函陈整理新疆案》，马振犊、苗普生主编：《民国时期新疆档案汇编（1928—1949）》第23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378页。

《宫碧澄函陈整理新疆案》，马振犊、苗普生主编：《民国时期新疆档案汇编（1928—1949）》第23册，第377页。

《宫碧澄函陈整理新疆案》，马振犊、苗普生主编：《民国时期新疆档案汇编（1928—1949）》第23册，第377页。

《宫碧澄函陈整理新疆案》，马振犊、苗普生主编：《民国时期新疆档案汇编（1928—1949）》第23册，第379页。

《蒋介石为指派蒋廷黻与苏洽谈事致孔祥熙密电》（1934年10月1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6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64页。

参见《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0月19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6卷下，第572—573页；《鲍格莫洛夫与张群的谈话记录》（1936年11月7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6卷下，第580—584页。

《鲍格莫洛夫与张群的谈话记录》（1936年11月7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6卷下，第581页。

《蒋介石致孔祥熙代电》（1941年1月31日），马振犊、苗普生主编：《民国时期新疆档案汇编（1928—1949）》第27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465—467页。

《蒋介石日记》，1941年7月31日。

《蒋中正令王宠惠饬国际问题讨论会研究收回外蒙新疆西藏之计划》（1941年8月2日），〈交拟稿件−民国三十年八月至民国三十年十月〉，《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002-070200-00011-006。

《拉铁摩尔呈蒋中正新疆省问题节略》（1941年8月28日），〈革命文献—对美外交：拉铁摩尔顾问聘用经过〉，《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002-020300-00035-014。

《拉铁摩尔呈蒋中正新疆省问题节略》（1941年8月28日），〈革命文献—对美外交：拉铁摩尔顾问聘用经过〉，《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002-020300-00035-014。

1942年9月13日，蒋介石以豪迈的口吻在日记中写道：“应以天山与昆仑山为西部国防之锁钥，而以阿尔泰山与喜马拉雅山为其屏障；东部以鸭绿江与黑龙江为国界，而长白山与外兴安岭为锁钥；东以东三省为东花园，西以新疆、西藏为西花园，或即以新疆为我国前门之广场，而嘉峪关实为我国之中心也。”参酌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编年初稿》卷5上，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行，1978年，第195—196页。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181—182页。

51参见冯建勇：《1942—1943年国民政府对新疆外交权之统合》，《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

52《朱绍良梁寒操盛世才呈新疆省党务进行意见》（1942年10月6日—1943年4月12日），〈新疆省党部成立〉，《国民政府》，台北“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001-014210-00001-000；《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265页。

53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87—388页。

54参见冯建勇：《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与民族国家统合方略之纠葛−1944—1947年国民政府治理新疆政策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总第87期，2015年3月。

55《伊宁事件案》编号127 《说帖：再谋伊宁代表覆张治中函中所提其返新疆省府恢复工作要求之对策》，台北“外交部”编印：《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3册《新疆卷》（一），台北：“外交部”，2001年，第356—357页。

56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768页。

57吴忠信：《对藏政策之检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771页。

58《藏案纪略》编号007-1《运用外交稳定西藏之说帖》，台北“外交部”编印：《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5册《西藏卷》（一），台北：“外交部”，2004年，第81页。

59《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政治报告》（1946年4月1日），秦孝仪编纂：《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285页。

60关于这一问题，曾担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的黄绍竑就指出：“复杂的边疆问题，如果不能速谋合理的解决，必将由中国的内政问题，而演变为国际外交问题。”参酌黄绍竑：《五十回忆》，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284页。

61有关该问题的讨论，可参酌蒋君章：《新疆经营论》，南京：正中书局，1936年，第79—81页。

62蒋介石：《中国之边疆问题》（1934年3月7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4年1—6月）》，第472页。此处“十九年中俄战争”，即1929年“中东路事件”引发的东北军与苏联军队间战争。

63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台北：“国史馆”，2011年，第918页。

64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第920页。

65蒋介石：《中国之边疆问题》（1934年3月7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4年1—6月）》，第470页。基于同样的立场，蒋介石在思考对俄外交时提出：“若不先自立，而徒希冀求人协助，是倚赖寄生之奴隶性，此奴隶性若不矫去，则民族前途，可危甚矣！呜呼！一般书生文人，皆以为非联俄不能生存，青年无知者，从而附和之，非痛加惩创，不能使之觉悟也。”［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第494页。］

66琪：《边疆外交应注意之点》，《益世报》（天津版）“社论”，1934年12月23日，第1版。

67前引张凤歧文章亦认为，虽然边疆外交是处理国家关系、维护边疆主权的一种手段，但它的成败端赖以实力为后盾，这显然与内政建设有密切关系。参见张凤岐：《英法铁蹄下的云南外交问题》，《新亚细亚》1933年第3卷第6期，第49页。

68《外蒙问题之回顾》，《大公报》（天津版）“社评”，1936年4月16日，第2版。

69《中印界务问题》编号007《签呈：欧洲司签请准与驻印罗家伦大使商询印藏边界事宜》（1947年9月13日），台北“外交部”编印：《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5册《西藏卷》（一），台北：“外交部”，2004年，第138页。

70《中印界务问题》编号009《藏印划界事，将商讨罗大使意见，覆请查照由》（1947年10月17日），台北“外交部”编印：《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5册《西藏卷》（一），第140页。

71《中印界务问题》编号046《行政院秘书处函外交部，关于藏印废约划界问题由》（1948年11月4日），台北“外交部”编印：《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5册《西藏卷》（一），第171页。

72《中印界务问题》编号046-1《中印东段界务问题研究小组第一次会议记录》（1948年9月25日），台北“外交部”编印：《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5册《西藏卷》（一），第173页。

73《行政院秘书处致财政部密函》（1936年4月4日），马振犊、苗普生主编：《民国时期新疆档案汇编（1928—1949）》第23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359—360页。

74《行政院秘书处致财政部密函》（1936年4月4日），马振犊、苗普生主编：《民国时期新疆档案汇编（1928—1949）》第23册，第368页。

75《行政院秘书处致财政部密函》（1936年4月4日），马振犊、苗普生主编：《民国时期新疆档案汇编（1928—1949）》第23册，第364—365页。

76《张治中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关于新疆问题处理意见》（1947年3月1日），《新疆政情（四）》，台北“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001-059300-00007-001。

77石建国：《外交总长陆征祥》，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85—86页。

78国民政府外交部印行：《国民政府最近三年来外交经过纪要》，1929年3月，第13页。

79《国民政府关于颁行训政时期施政纲领草案的训令》（1929年7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页。

80章进主编：《中国外交年鉴（1934年）》下编，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第24页。

81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6—327页。

82蒋致余：《三十年来藏事之回顾及其解决之途径》（1932年），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8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74页。

83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77页。

841933年国民政府外交部针对《新苏临时通商协定》评价称：“兹查该项协定系以新疆省与苏联共和国为订约当事人，该省政府签订该协定，并未经中央核准授以全权，擅与邻国私缔协定，核与中央外交统一之旨不合。复查该协定全文文义不明确之处颇多，尤不具备普通国际协定之形式。其有利于新省之条款，词意或属空乏（泛）或极细微，该协定损失国权，贻害边疆之处甚多。”参酌《外交部签注新苏协定意见致行政院呈文》（1933年11月4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6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53—657页。

85钟羽：《新省外交之回顾与前瞻》，《边铎半月刊》1934年第3期，第224页。

86《汪精卫为罗文干克期赴新等情致陈济棠电稿》（1933年8月25日），马振犊、苗普生主编：《民国时期新疆档案汇编（1928—1949）》第18册，第409页。

87《研究中之边疆政教制度》，《申报》1933年5月4日，第7版。

88《罗文干转报统一新疆对外交涉三项办法致黄慕松电》（1933年6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20—1421页。

89《汪院长报吿重要政情》，《申报》1933年7月11日，第8版。

90黄慕松：《为宣慰事竣密陈管见，仰祈鉴核由》（1933年8月5日），马振犊、苗普生主编：《民国时期新疆档案汇编（1928—1949）》第18册，第383页。

91《行政院为新边驻苏五领馆收归中央自本年十二月起由部拨费编具概算事与外交部等来往文书》（1933年11月24日—12月1日），马振犊、苗普生主编：《民国时期新疆档案汇编（1928—1949）》第20册，第4—5页。

92吴霭宸：《边城蒙难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7页。

93参酌冯建勇：《1942—1943年国民政府对新疆外交权之统合》，《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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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程来看，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期待亦有所不同。当国民政府尝试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的时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边疆地区，需要凝聚当地上层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人心，求得中央与地方对外政策、行动上的一致；在外交关系上，需要尽可能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谅解，消解列强干涉中国边疆之可能，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顺势而为。
- 边疆治理 /
- 外交化 /
- 内政 /
- 国民政府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order governance showed an obvious “diplomatic” orientation. In the early 1930s,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orized and politicized the “diplomatizing” of border governance. The “diplomatizing” of border governance mainly adopted the border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shelving and compromise. In essence, it was to transfer the relevant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border areas to the great powers. Therefore, at that time,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 opinion regarded the “diplomatizing” policy of border governance as an expedient measure, that is, through border diplomacy under the situation of insufficient national strength and bad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try its best to stabilize the border situation and safeguard border sovereign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diplomatizing” of the frontier governance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geopolitical factors and national strength factors, their ways and expectations of frontier governance are also different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places. Whe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ried to “diplomatize” border governance, it showed tha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d deeply realized that border governance needed to coordinate the overall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Specifically, in the border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unite the hearts of the local upper political and social knowledge elites to achieve the consistency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foreign policies and actions; In terms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obtain the understanding of relevant stakeholders as much as possible, eliminate the possibility of foreign powers interfering in China’s border areas,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when the time was ripe.
- frontier governance /
- diplomatizing /
- internal affairs /
- Nation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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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陈斌, bchen63@163.com

1.
沈阳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沈阳 110142

边疆治理“外交化”—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

作者简介: 冯建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浙江金华 321004）;

“Diplomatizing” the Border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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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陈斌, bchen63@163.com

边疆治理“外交化”

作者简介:冯建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浙江金华 321004）

English Abstract

“Diplomatizing” the Border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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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治理“外交化”—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

作者简介: 冯建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浙江金华 3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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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冯建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浙江金华 3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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