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原则”司法适用的法理、风险与规制

王灿发; 王雨彤

“绿色原则”司法适用的法理、风险与规制

王灿发 ,
王雨彤

作者简介: 王灿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北京 100088）;王雨彤，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8）;

中图分类号: D9

Research on the Jurisprudence, Risks and Regulation of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Green Principle”

Canfa WANG ,
Yutong WANG

Available Online: 2023-03-20
CLC number: D9

摘要

参见吕忠梅课题组：《“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的贯彻论纲》，《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

参见朱明哲：《生态原则与民法的当代转型》，《学术月刊》2020年第6期。

参见陈海嵩：《〈民法总则〉“生态环境保护原则”的理解及适用−基于宪法的解释》，《法学》2017年第10期。

参见李永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精释与适用》，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参见秦策：《法律原则裁判功能之限定》，《江海学刊》2011年第6期。

参见巩固：《〈民法典〉绿色原则司法适用初探》，《法律适用》2020年第23期。

参见巩固：《〈民法典〉“绿色原则”司法适用的类型与功能−基于相关判决的分析》，《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参见竺效：《论绿色原则的规范解释司法适用》，《中国法学》2021年第4期。

参见朱慧军：《绿色原则在民事裁判文书中的说理运用−以92份民事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法律适用》2020年第23期。

参见陈洪磊：《民法典视野下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法律适用》2020年第23期；马密、黄荣、常国慧：《〈民法典〉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实践样态与优化路径−以〈民法总则〉第9条的司法适用为基点》，《法律适用》2020年第23期；魏宏斌：《绿色原则的裁判功能、适用要求及法律效果》，《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参见郑少华、王慧：《绿色原则在物权限制中的司法适用》，《清华法学》2020年第4期；李波、宁清同：《论绿色原则在合同纠纷中的司法适用》，《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参见黄泽敏：《案件事实的归属论证》，《法学研究》2017年第5期。

参见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59—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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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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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民申1460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雷磊：《为涵摄模式辩护》，《中外法学》2016年第5期。

参见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465—466页。

例如，黄茂荣教授将法律漏洞定义为“法律体系之上违反计划的不圆满状态”；梁慧星教授将法律漏洞定义为“现行法体系上存在影响法律功能，且违反立法意图之不完全性”；王泽鉴教授将法律漏洞定义为“依现行法律规定之基本思想及内在目的，对于某项问题，可期待设有规定而未规定之谓”。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377页；梁慧星：《民法解释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53页；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页。

参见黄泽敏：《法律漏洞填补的司法论证》，《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

参见李秀芬：《法律漏洞的特征与填补路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参见庄绪龙：《“法无明文规定”的基本类型与裁判规则》，《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2期。

参见舒国滢：《法律原则适用中的难题何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参见孙海波：《司法义务理论之构造》，《清华法学》2017年第3期。

吴琦：《疑难案件裁决中的法律原则》，《学术探索》2018年第11期。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347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泸民一终字第62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秦鹏、冯林玉：《民法典“绿色原则”的建构逻辑与适用出路》，《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参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6民初3616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10民终553号民事判决书。

汉斯−贝恩德·舍费尔、克劳斯·奥特：《民法的经济分析》，江清云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

参见易军：《私人自治与私法品性》，《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

参见易军：《私人自治的政治哲学之维》，《政法论坛》2012年第3期。

参见耿林：《论私人自治的限制理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参见侯佳儒：《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意思自治原理及其展开》，《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4期。

易军：《私人自治的政治哲学之维》，《政法论坛》2012年第3期。

Larenz, Wolf, Allgemeiner Teil des Buergerlichen Rechts, 9 Aufl., Muenchen: Beck, 2004, § 41, Ｒn. 4ff..

参见四川省康定市人民法院（2018）川3321民初12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3民终212号民事判决书。

侯国跃、刘玖林：《民法典绿色原则：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展开》，《求是学刊》2019年第1期。

雷磊：《法律方法、法的安定性与法治》，《法学家》2015年第4期。

拉兹将判决分为可预测的判决与不可预测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可表露出其对可预测性的对象之认识。See Joseph Raz, “The Rule of Law and Its Virtue,” in 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参见罗伯特·阿列克西：《法的安定性与正确性》，宋旭光译，《东方法学》2017年第3期；冯雷：《二元法治观的价值困境及方法论应对》，《北方法学》2020年第5期。

戴建华：《论法的安定性原则》，《法学评论》2020年第5期。

51邢建国：《秩序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页。

52参见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2021）川0311民初1819号民事判决书。

53参见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9民终3147号民事判决书。

54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2页。

55参见张明楷：《论刑法的谦抑性》，《法商研究》1995年第4期。

56以“谦抑性”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析出文献学科分布广泛。以法学领域为例，不仅有刑法学界的学者关注谦抑性的理论与应用问题，行政法学界、经济法学界、民法学界也都有所关注。代表性文献参见田宏杰：《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刑法谦抑性的展开》，《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张弘：《论行政权的谦抑性及行政法的相应对待》，《政法论丛》2017年第3期；刘大洪、段宏磊：《谦抑性视野中经济法理论体系的重构》，《法商研究》2014年第6期；张占江：《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谦抑性》，《法学》2019年第3期；肖顺武：《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谦抑性》，《法商研究》2019年第5期；刘练军：《公序良俗的地方性与谦抑性及其司法适用》，《求索》2019年第3期。

57易军：《私人自治的政治哲学之维》，《政法论坛》2012年第3期。

58参见张文显：《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16页。

59例如，在李德春、赵秀容等与郭彬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法院在说理论证过程中依据的是关于合同解除法定情形的法律规则，但却在结论部分无端加上“绿色原则”作为裁判依据之一。参见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8）川0704民初2549号民事判决书。

60参见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法院（2019）湘0502民初2485号民事判决书。

61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民申1460号民事裁定书。

62由于预先假设了曲线L是个案中生态环境价值获益量的最理想状态，这意味着法官的权衡点位只可能落在阴影区域，而不可能落至其他空白区域。

63参见秦策、夏锦文：《司法的道德性与法律方法》，《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

64参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6民初3616号民事判决书。

65参见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17）冀0403民初2722号民事判决书。

66参见四川省兴文县人民法院（2019）川1528民初618号民事判决书。

67参见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人民法院（2018）内2524民初158号民事判决书。

68参见刘长兴：《〈民法典〉合同编绿色条款解析》，《法学杂志》2020年第10期。

69参见青海省都兰县人民法院（2020）青2822民初50号民事判决书。

70参见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7民终487号民事判决书。

71参见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5民终3261号民事判决书。

72参见四川省岳池县人民法院（2018）川1621刑初263号刑事判决书。

73参见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2018）赣0731刑初11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74参见巩固：《〈民法典〉绿色原则司法适用初探》，《法律适用》2020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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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绿色原则”具有司法可适用性，能够扮演裁判依据角色对案件判决结果起到实质性作用。内容上反映出较高的要件事实可还原性、方法上对法律论证涵摄模式的适应以及功能上对法律规则局限性之弥补成为“绿色原则”作为裁判依据的正当性基础。但仍需认识到，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存在着较高的失范风险，一旦适用不当会危及私人自治的践行和破坏法的安定性。“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应当以谦抑性为基本理念，以“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为情境要求，以干预情形类型化为程度参照，以排除认定合同效力、判断合同解除权和推导公法责任为后果约束。
- 绿色原则 /
- 裁判依据 /
- 私人自治 /
- 谦抑性 /
- 法律后果
Abstract: The “green principle” is adjudicative and can play a substantial role in the outcome of a case as a norm of adjudication. The content reflects the high reducibility of the factual elements, the methodological adaptation to the legal argumentative model, and the function to compensate for the limitations of the legal rules become the basis for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green principle”. However,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that, as a legal principle,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green principle” is subject to a high risk of misconduct, which may endanger the practice of private autonomy and undermine the stability of the law.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green principl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basic concept of modesty, the contextual requirement of “prohibition of escape to the general provisions”, the method of application by typology, and exclude the following legal consequences: determining the validity of the contract,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contract can be rescinded, and drawing public law liability.
- green principle /
- a norm of adjudication /
- private autonomy /
- modesty /
- legal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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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陈斌, bchen63@163.com

1.
沈阳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沈阳 110142

“绿色原则”司法适用的法理、风险与规制

作者简介: 王灿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北京 100088）;王雨彤，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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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灿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北京 1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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