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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

郁建兴 任杰

引用本文: 郁建兴, 任杰.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J]. 学术月刊, 2018, 50(12): 64-74. shu
Citation:  Jianxing YU, Jie REN. Self-governance,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and Their Combination in Community-level Social Governance[J]. Academic Monthly, 2018, 50(12): 64-74. shu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

    作者简介: 郁建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杭州 310058);任杰,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310058);
  • 中图分类号: D6

Self-governance,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and Their Combination in Community-level Social Governance

  • Available Online: 2018-12-01

    CLC number: D6

  • 摘要: 基层社会治理中自治、法治与德治是可以结合而且必须结合的。自治是法治与德治的基础,法治是自治与德治的边界和保障,德治是较高追求,德治以自治与法治为基石,并对自治与法治形成有力补充。“三治”各有侧重,有优先次序,但更需要同时发力、交织前进,以能发挥“三治”结合的“乘数效应”。“三治”结合并非自治、法治与德治的简单相加和组合,而要把它视作一个有机整体。这要求“三治”建设在组织架构上坚持整体论,摒弃还原论;在治理边界上处理好政府统筹和基层社会探索之间的紧张关系,发挥政府助长和能促作用;在治理载体上因地制宜、自主探索,寻找彰显自治活力、法治精神和德治正气的有效载体。同时,还要发挥社会力量的“点睛”作用,将这些要素激活,使社会运转起来。
  • 图 1  自治、法治与德治“指数”三维模型

    表 1  现代基层社会治理中自治与法治的比较

    自治法治
    价值取向民主,自由,追求权力(利)积极表达平等,追求对权力(利)和自由的消极约束
    合法性基础人民主权,实现民主自由等实质权利在形式上保障人自由和平等权利
    定位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保障、实现目标的手段。手段很重要,本身也成为追求的目标
    决策过程和形式公众参与,多数人决策依据法律共识和精神做出决策
    包容度多元的,允许非理性表达一元的,不允许太多非制度化的意见和意志
    缺失的后果少数人集权和专制,专制法律作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工具多数人垄断,滥用权力,暴政,民粹主义
    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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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现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德治与法治的比较

    德治法治
    前提假设人性之善人性之恶
    价值取向权利和义务对等人权,人人平等
    合法性基础个体性的,以自由为基础普遍性的,追求对权力和自由的消极约束
    是否具有强制力诛心,弱强制性,德治的实施靠内省诛行,具有外在强制力
    定位容许缺失,但会影响治理效果不容缺失
    包容度多元,相对,个性化,差别化,允许非理性表达一元,非人格化,不允许太多非制度化的意见和意志
    形式和主体内容肯定性的,期望人们做什么否定性的,限制人们行为
    实施成本较高,监督和执行成本较低
    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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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自治、法治与德治的内涵与定位

    自治法治德治内涵
    自治/自治是法治的基础自治是德治的基础法治与德治是一种基层群众共识,这种共识以自治为基础
    法治法治是自治的保障/法治是德治的保障通过法治避免民粹主义、多数人暴政、礼教吃人
    德治德治是自治的补充德治是法治的补充/以德治降低自治和法治成本
    定位常态机制保障机制预防和润滑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
    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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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2-22
  • 刊出日期:  2018-12-01
通讯作者: 陈斌, bchen63@163.com
  • 1. 

    沈阳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沈阳 11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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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

    作者简介:郁建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杭州 310058)
    作者简介:任杰,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310058)

摘要: 基层社会治理中自治、法治与德治是可以结合而且必须结合的。自治是法治与德治的基础,法治是自治与德治的边界和保障,德治是较高追求,德治以自治与法治为基石,并对自治与法治形成有力补充。“三治”各有侧重,有优先次序,但更需要同时发力、交织前进,以能发挥“三治”结合的“乘数效应”。“三治”结合并非自治、法治与德治的简单相加和组合,而要把它视作一个有机整体。这要求“三治”建设在组织架构上坚持整体论,摒弃还原论;在治理边界上处理好政府统筹和基层社会探索之间的紧张关系,发挥政府助长和能促作用;在治理载体上因地制宜、自主探索,寻找彰显自治活力、法治精神和德治正气的有效载体。同时,还要发挥社会力量的“点睛”作用,将这些要素激活,使社会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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