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刘曜政权始基于匈奴汉国末年的内乱。汉主刘聪死于麟嘉三年（318）七月，其子粲继位改元汉昌，不久即被宠臣靳准弑杀。当年十月，镇长安之相国刘曜在赴救途中即位称帝，复改元光初，仍以汉为国号。次年夏四月，刘曜徙都长安，六月乃下令称：“盖王者之兴，必禘始祖……光文（按：刘渊谥号）以汉有天下岁久，恩德结于民庶，故立汉祖宗之庙以怀民望。昭武（按：刘聪谥号）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庙，改国号……其速议以闻。”对此，太保呼延晏等议曰：“‘今宜承晋母子传号，以光文本封卢奴，中（按：此当脱一“山”字）之属城；陛下勋功懋于平洛，终于中山。中山分野属大梁，赵也。宜革称大赵，遵以水行。’曜从之。”^①

在君臣此番问对中，刘曜注意到其族父刘渊借前代刘汉国号包笼胡、汉之举，其实际影响已趋于式微，当前亟需重觅一个既能切合政权治下大众认同、又与自身事功密切相关的新国号。呼延晏等人的答议则首先明确了一个大前提：“宜承晋母子传号”。在此基础上，寻找屠各刘氏政权和晋王朝相“承”的蛛丝马迹，其发现有二：一为刘渊曾在八王之乱时附于成都王司马颖，受其“卢奴伯”之封；^②二为刘曜曾在刘聪时期受封中山王。^③据《晋书·地理志》，中山国（郡）统县八，治卢奴县，^④故晏等结合刘汉政权与晋之渊源及刘曜本人所封，以中山所对应之岁星躔次为大梁、大梁又对应传统地理上“赵”之分野，遂建议改国号为赵。此议获得刘曜赞同，于是始“承晋金行，国号曰赵。牲牡尚黑，旗帜尚玄，冒顿配天，元海（渊）配上帝”。^⑤按自战国邹衍发扬五行学说以来，秦汉魏晋之兴，代有人援引五行德运以为立国之凭资，至十六国、北朝的大部分政权，此种氛围仍然是极为浓厚的。^⑥然而在刘曜改号之前，刘渊称汉王、汉帝时期，史籍中均未见到汉国政权对自身所属德运及所尚旗帜、服色有过讨论，自然无从知其相关树置。内中原因恐即由于汉代属火德，^⑦已迭为土德之魏、金德之晋取代，刘渊绍汉若取火德，则无论生、克皆与金行之晋相隔断；若依“金生水”推导出水德，又与汉代相沿之历运不符，以此建旗物、拟章服，就有致讥于世之虞。因此总的来看，刘曜用冒顿易刘邦、^⑧改汉为赵、自称水行，一方面是削弱了屠各匈奴与汉朝之间早已意义无多的拟制联系，而更易获得包括匈奴在内之诸胡的认同。^⑨另一方面，国号“赵”与刘渊在晋的封域、刘曜在汉的封域有关，其复因地望属北而应五行之水行，恰与晋之金行构成相承、相生关系，这无疑均揭示和强调了刘氏之赵的自身功业以及它与西晋之间的历史联系。考虑到石勒此时尚未建国称赵，^⑩刘曜改号不仅解决了困扰汉国的五行承续问题，且就汉地社会注重天命代兴的认知传统而言，赵国号找到了新的德运“出口”，其政权合理性的建构势必将因此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两年后的光初四年夏，史载汉赵境内出现了白玉之瑞，如何训解玉石上的文字在此后成为了争议的焦点。出于相关文献的重要性与按核之便，兹不避繁琐，将《晋书·刘曜载记》中自献瑞起始至众官议论瑞物谶文之部分移录如下：

　　终南山崩，长安人刘终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败赵昌。井水竭，构五梁。咢酉小衰，困嚣丧。呜呼，呜呼，赤牛奋靷其尽乎。”时群臣咸贺，以为勒灭之征。曜大悦，斋七日而后受之于太庙，大赦境内，以终为奉瑞大夫。中书监刘均进曰：“臣闻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终南，京师之镇，国之所瞻，无故而崩，其凶焉可极言！昔三代之季，其灾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独言非，诚上忤圣旨，下违众议，然臣不达大理，窃所未同。何则？玉之于山石也，犹君之于臣下。山崩石坏，象国倾人乱。‘皇亡，皇亡，败赵昌者’，此言皇室将为赵所败，赵因之而昌。今大赵都于秦雍，而勒跨全赵之地，赵昌之应，当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构五梁’者，井谓东井，秦之分也；五谓五车，梁谓大梁；五车、大梁，赵之分也，此言秦将竭灭，以构成赵也。‘咢’者，岁之次名作咢也，言岁驭作咢、酉之年，当有败军杀将之事。‘困’谓困敦，岁在子之年名，玄嚣亦在天之次，言岁驭于子，国当丧亡。‘赤牛奋靷’谓赤奋若，在丑之岁名也；‘牛’谓牵牛，东北维之宿，丑之分也。言岁在丑当灭亡，尽无复遗也。此其诫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纵为嘉祥，尚愿陛下夕惕以答之。《书》曰：‘虽休勿休。’愿陛下追踪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虢公梦庙之凶，谨归沐浴以待妖言之诛。”曜怃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说，诬罔祥瑞，请依大不敬论。曜曰：“此之灾瑞，诚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⑪

刘均此解甚详，无烦细绎。同时须注意刘氏在解释井（水）、五梁、咢酉、困嚣、赤奋若、（牵）牛诸关键谶辞时，基本使用了拆字、减字、增字的办法，其知识基础不外乎岁星、太岁、干支三种纪年法中年份名称的代换，以及岁星、太岁诸躔次、二十八宿分区与传统地理分野之对应。岁星（木星）纪年法在文献中首见于《左传》、《国语》，大约是春秋以降的发明。其原理为木星运行一周天接近十二年，时人遂将木星自西向东所行经的天赤道带划为十二等份，顺序是：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称十二次。木星既用以纪年，遂又称岁星。同时由于其运行周期实为11.8622年，且其间迟速不甚稳定，随着纪年增长，误差势必大到难以弥合。故此，约战国中期以后又设计出一种假想的天体太岁（岁阴、太阴），其运行路线正与岁星相反，整12年匀速地依天赤道带自东向西经历子、丑、寅、卯等十二分区（由地支名借用而来），称十二辰。太岁每年经停，又制有其单独的摄提格、单阏等岁名。由于太岁行次与岁星相错而保持一定的对应关系，故此仍需要对岁星躔次进行天文观测，遇有过差则需“超辰”，即将原定岁名提前，以符合实际的年历。此种天然的缺陷使岁星纪年法先已荒废，太岁纪年法沿至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年（50）当超辰一位而未超，章帝时代颁行的四分历又与岁星天文现象完全脱钩，此后即便施用亦不过纯取其年份称谓，实质上进入了纯粹的六十干支纪年时代。^⑫有关以上诸项元素的对应关系，《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以及唐代的《开元占经》等书存有详略不同、格式互异的记载，此主据《淮南子》所记资料列表如下，以便参考：

而岁星、太岁、二十八宿与地理分野之对应观念，先秦已有端绪，^⑭现存较早的完备记录见于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其书称：“自天地设辟，未有经界之制……及黄帝受命，始作舟车，以济不通。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须女，曰星纪之次。于辰在丑，谓之赤奋若。于律为黄钟，斗建在子，今吴越分野。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玄枵之次。一名天鼋。于辰在子，谓之困敦。于律为大吕，斗建在丑，今齐分野……凡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国也。”^⑮由于秦汉以后使用测角仪器划分原来平均分配的二十八宿，^⑯该书所记星宿对应的岁星、太岁次名遂往往分度两属。这在天文上是趋于精密的表现，而用其对当地理分野时却失之繁冗，故此不论谶记抑或文献用典，实质上仍多遵用上表《淮南子·天文训》所列限程。如果统合《天文训》二十八宿与皇甫氏书所记的岁星、太岁、十二辰名、十二地理分野的简单对应关系，可以制成如下表格：

综合上述先秦、秦汉纪年法和地理分野的分析，可知刘均对“皇亡皇亡，败赵昌。井水竭，构五梁。咢酉小衰，困嚣丧。呜呼，呜呼，赤牛奋靷其尽乎”的训解除了其中的“五车”星属于毕宿、^⑱需要知道二十八宿所统诸星的进阶知识外，其他诸条结合刘氏之说以查检上述二表，可说全无障碍。须知屠各刘氏政权的统治上层是一个具有相当汉化程度的集团，^⑲作为中书监的刘均可能本身就是刘曜的同族宗室，故而他们在讨论谶纬与历运问题时通常应当不会受限于相关基础知识的缺乏。同时，这也是刘均发议之前汉赵“群臣”能够参与解谶的历史背景。

在前文的探讨基础上，我们亦需注意刘均进此解以前，朝堂上对出现玉瑞的反应是：“群臣咸贺，以为勒灭之征。曜大悦，斋七日而后受之于太庙，大赦境内，以终为奉瑞大夫。”刘均在进言中复提及“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独言非”，说明当时确有一种更为主流的解释。只是因为后来汉赵亡于石赵，刘氏之说在史家眼中自被视为正论，有关祥瑞之解势必遭到删削而湮灭无闻。实际上揆以常情，“群臣”之解理应不是肤浅无根的谀词，它与刘均之说一样的地方当在于其同样具备自身的理论根据。下文即拟借助已总结出的天文历法信息，重建当日对于此谶“群臣咸贺”的内在逻辑。

首先，在刘均的解释话语中，实际上已将谶文划分为“皇亡皇亡败赵昌井水竭构五梁”与“咢酉小衰”等余下文字两部分。第一部分抽象地描述汉赵将为兴起的后赵所灭，第二部分则具体地指出汉赵灭亡过程的三个时间节点。如果群臣欲将此谶定义为“勒灭之征”，则势必要在第一部分就作出与刘均完全不同的解读。其中的关键，在于“皇亡”“败”“井水”“五梁”四处。追溯汉赵政权的历史，其实可以很自然地发现这里的“皇”当指向西晋。就君主称谓而言，西晋皇帝正统性的阴影曾长期笼罩在十六国时代诸非汉族群政权之上。石勒、靳准即分别称引时论以为“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⑳十六国诸君除石勒外还有石虎、冉闵、苻坚、姚兴、吕光、慕容盛、赫连勃勃、冯跋等也均用过“天王”号以代“皇帝”之称。学界对此解读已多，颇值参看。^㉑其中诸家意见时有不一，考虑到不少君主通常是在称天王后方称帝，因此不论其背后的文化因素为何，大概仍可以从中印证出“皇帝”位号强烈的排他性。而刘曜本人在永嘉五年（311）汉国攻破洛阳、俘虏怀帝之役时就是主帅之一，至建兴四年（316）更以大司马身份独自领军围长安、迫降愍帝。^㉒怀、愍二帝的灭亡与刘曜的联系是如此密切，瑞玉谶铭的造作者几乎不大可能会略过此事而不予利用。而“败赵昌”中的“败”盖是顾及谶言文辞的特征须模棱两可，而有意为之。据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江南学士读《左传》，口相传述，自为凡例，军自败曰败，打破人军曰败。”^㉓又陈隋间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夫自败（原注：蒲迈反，下文括号内同）、败他（补败反）之殊，自坏（呼怪反）、坏撤（音怪）之异，此等或近代始分，或古已为别，相仍积习，有自来矣。”^㉔可知在中古时代的记录中，败字表示“自败（被击败）”读浊声母蒲迈反*［bai］，表示“击败”读清声母补迈反*［pai］，^㉕而字形本身没有任何变化。因此，败字未始不能理解作西晋自败而使汉赵昌大，这与前文皇亡之语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至井水（井宿）、五梁（五车、大梁），已由刘均揭橥为“秦”“赵”之代称。实则在刘说之外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晋愍帝关中政权降于刘曜，刘曜据亡晋故地、挟其旧资以建号称“赵”，这便与秦竭赵构之说相应无爽。且据《晋书·愍帝纪》：“孝愍皇帝……吴孝王晏之子也。出继后伯父秦献王柬，袭封秦王。”^㉖则是愍帝即位前已与秦地产生关联，晋臣阎鼎等人或是职此之故才拥其入关的。玉石谶行文至此，实质上是对四年前刘曜灭晋的回顾，以及对当下刘氏立国号赵这一符命的宣说。

自“咢酉小衰”以下，刘钧利用太岁、岁星、十二辰的纪年称谓代换，认为是至酉年、子年、丑年时，汉赵政权将渐次衰亡，至于灭国。如果按照群臣解谶的前提，则这些节点就成为了石勒衰亡的时间表，也即所谓“勒灭之征”。按谶纬文献中出现太岁、岁星、干支纪年元素原是西汉以来常事，其时天文、历法与星占之说本就难以析分。《后汉书·律历志》在考求两汉之际历法演变时称：“昔《太初历》之兴也，发谋于元封，启定于元凤，积三十年，是非乃审。及用《四分》，亦于建武……七十余年，然后仪式备立，司候有准。天事幽微，若此其难也。中兴以来，图谶漏泄，而《考灵曜》、《命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后百一十四岁，朔差却二日。学士修之于草泽，信向以为得正。”^㉗其中《考灵曜》即《尚书纬》之一种，《命历序》即《春秋纬》之一种。^㉘以纬书正历固然是东汉之事，然而余风所及，包括刘均和群臣在内的读谶者亦自不能不受其影响。同时，若转换这种单纯的纪年对应思路，以作咢/酉、困敦/玄嚣、赤奋若/牛宿分别对应于其地理分野，则可以发现三者分别指向的是赵（冀州）、齐（青州）、吴越（扬州）。以光初三年形势而论，处于刘曜东方最重要的三个割据政权，无疑是据冀州襄国之石勒、据青州广固之曹嶷与据扬州建康之司马氏东晋政权。因此，就当日玉谶的制造者和以为吉征的部分“群臣”而言，很有可能还同时将这数条隐语对应至上述地理大区。在这一点上尤可细绎的是：就谶语形式的难度设置而言，谶中于“咢酉”处尚留一公众熟悉的地支兼十二辰名“酉”，于“困嚣”处则仅存作古已久的岁星次名、太岁岁名，至“赤牛奋靷”更进一步拆分赤奋若、牛宿进行重组，应有其循序渐进的考虑。同时几近于再创作的“赤牛奋靷”似乎不止于传达某个单独信息−东晋元帝司马睿谣传为琅邪王觐妃夏后氏私通小吏牛钦所生，此记录最早于东晋中期孙盛《晋阳秋》中就已发现，王隐《晋书》（成书于340年以前）亦记司马懿杀牛金之事，唯不如前者之详。^㉙司马觐卒于西晋太熙元年（290），^㉚如果其人身故后传言便已出现，那么刘曜时代的造谶、解谶者采此说以凌蔑东晋的正统性当然是存在可能的。而司马氏播迁南方，南土五行属火、颜色尚赤，^㉛东晋又自称中兴，遂合于谶中描摹的“赤牛奋靷”之状。^㉜

综上所述，光初四年汉赵群臣对玉石谶的主流解读应为：在前半部分回顾与称扬刘曜灭晋、承晋关中旧资建立赵国的正统符命，在后半部分则以太岁、岁星、干支纪年法所指代的年份信息作为石勒政权衰亡的“时间表”。同时，由于三类纪年法又可对应于东周以来的传统地理分野，谶文遂同时存在着暗示汉赵将逐次击败石勒、曹嶷、司马氏东晋，完成王朝一统的宏大别解。

关于东汉以后的“瑞异”，唐人刘知几曾有抱怨：“求诸《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则不然。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灵受祉，比文、景而为丰；刘、石应符，比曹、马而益倍。”^㉝这可以提示我们，刘曜当日“群臣”中有部分人可能既是解谶者，本身又参与了造谶。据《太平御览》引《十六国春秋·前赵录》：“光初五年，并州牧、安定王策献玉玺一，文曰：‘赵盛。’”^㉞益明此种造瑞活动的痕迹。因此，也可以将上文所作主流释读视为汉赵集团内的多数成员解释执政法统和计划政权未来的隐性表达。同时，由于谶语这一文本载体的特殊性，内中信息的向外传递天然存在多样化的可能，于是遂有以刘均为代表之“少数派”所作之训解，以及虽然未被史书记载、却很可能共存于当时的“王朝一统”解释脉络。

除了文本解读以外，刘均对于带谶玉石出土环境的质疑同样值得注意。据前文，玉石为长安人刘终于崩塌的终南山某处发现。刘均发议之先，以为：“臣闻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终南，京师之镇，国之所瞻，无故而崩，其凶焉可极言……玉之于山石也，犹君之于臣下。山崩石坏，象国倾人乱。”但从全文来看，此次“终南山崩”除了形诸文字，并未见到相关实质性的灾害记录。无独有偶，山崩后数月石勒属地常山亦崩，《宋书·五行志》载：“晋元帝太兴四年（321）八月，常山崩，水出，滹沱盈溢，大木倾拔。”^㉟屠乔孙本《十六国春秋·后赵录》更作：“八月，常山崩，陷千余家。”^㊱虽为现存史料所仅见，盖亦有其所本。同时，核以它书所载汉赵的此次山崩，《册府元龟》之《僭伪部》“恩宥”条则记同事而行文作：“终南山摧，长安人刘终于摧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㊲又北宋仁宗撰《洪范政鉴》卷七《金行上》“玉祥”条：“前赵刘曜时，长安人刘终于终南山墔处得白玉。”^㊳墔当即摧之讹。崩、摧虽是一组近义词，但在语用和程度上崩字多用于正式场合，其描述的状况通常也较摧字严重。因此，颇疑此次“山崩”只是终南山某处的局部塌方或山体滑坡，故而制造瑞玉的一方才会不计嫌疑，以此物置其中供人“发现”。刘均则是抓住“山摧”的事实并将其定性为“山崩”，其除了在进言中以此笼统比附君臣间的“国倾人乱”，似乎还意有所指。按地震山崩，谶纬书籍传统上多将其指向阴气盛及由此引起的女主乱政之征。《后汉书·五行志》引《春秋汉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则地动坼，畔震起，山崩沦。”^㊴同书、志又载：“和帝永元元年七月，会稽南山崩。会稽，南方大名山也。京房《易传》曰：‘山崩，阴乘阳，弱胜强也’……是时窦太后摄政，兄窦宪专权。”^㊵《晋书·五行志》：“（惠帝元康四年）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寿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坏城府……是时，贾后乱朝，终至祸败之应也。”^㊶此种现象在后世引起的典型争议还有唐武则天掌权时代屡发地震，造成武氏不得不借助佛教知识体系对传统灾异说进行化解。^㊷因此，“国倾人乱”还当与后宫有关。刘曜皇后羊氏，原即晋惠帝之后，洛阳陷没后归曜。光初二年时长安地震，《晋书》以为：“时曜妻羊氏有殊宠，颇与政事，阴有余之征也。”^㊸光初五年羊氏卒，下文复作：“羊氏内有特宠，外参朝政。”^㊹这样一来，当日刘均假“山崩”之名以表达其不满或向刘曜劝谏，就情有可原了。

刘均自献瑞事件伊始便斥玉瑞所出处为“山崩”，并根据自身的倾向性解读将玉石谶文断作灾异的预言，原因可能是其人出自汉赵宗室、顾忌较少，且对刘曜称帝以来的政治风气有所不满、欲行谏诤。然而从刘氏解读背后所抉发、还原出的“群臣”之见，则在客观上为我们了解刘曜政权自身所认定的历史位置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历史讯息。将这一谶文同汉赵建国之初的君臣问对进行联系，更可以清楚地获知赵政权在国家前史、立国符命以及战略方针上的建构、解释与宣扬，其内部的相承与统合思路也由此得以揭示。同时，受刘均之解的影响，汉赵初年的献瑞活动很快趋于淡化。至次年安定王刘策献“赵盛”玉玺时，未见刘曜再有斋戒、授庙及大赦之举，群臣的应对也就付之阙如。由于祥瑞在确定后往往要颁示全境，又于赦令下达时必援以为据，因此其后刘均对玉谶的公开议论恐怕也会由此得以风行，这遂成为汉赵乃至后赵政权此后互动的一个引线。

刘曜、石勒自公元318年中分原匈奴汉国各成一势力后，在内部各有其主要的攻战倾向。就石勒而言，其军势在初期致力于解决祖逖、邵续、段匹磾等散布中原的晋势力据点，在祖逖死、邵续及段匹䃅败灭后则进一步向淮河区域扩张。刘曜方面则除了讨伐、吸纳关中的氐羌部族外，还同西晋南阳王司马保所部势力以及仇池杨氏、前凉张氏发生多次战争，且同样以得胜拓境为主。总而言之，刘曜重点向西面扩张，石勒重点向东、向南扩张，二者之间一直未发生任何直接冲突，^㊺直至光初七年（324）。此年的上一年，石勒攻灭了长期盘踞青州的曹嶷，^㊻又相继击溃了淮北的多股从属东晋的流民集团，统治已无腹心之患。于是和西方的汉赵政权展开争夺也就不可避免。史谓是年：“（后赵将领）石生攻刘曜河内太守尹平于新安，斩之，克垒壁十余，降掠五千余户而归。自是刘、石祸结，兵戈日交，河东、弘农间百姓无聊矣。”^㊼须注意同样在上一年，刘曜攻灭盘踞天水的司马保残部陈安势力，并“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氐羌悉下，并送质任。时刘岳与凉州刺史张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陇长驱至西河，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自古军旅之盛，未有斯比”^㊽，导致张茂随后称藩、仇池杨氏弃武都据点南逃，其国力此时同样臻于顶峰。但是后赵突袭之举发生后，却并没有在当年引起汉赵的任何回应，这便不能不使人怀疑到玉石谶的因素。

玉石谶所谓的“咢酉小衰”，距离当时最近的酉年可知为乙酉，在光初八年（325）。至次年伊始，刘、石双方果然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若将相关史料依时间次序排列，则有：

（一）三月：石勒将石他自雁门出上郡，袭安国将军、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余落，获牛马羊百余万而归。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于渭城，遣刘岳追之，曜次于富平，为岳声援。岳及石他战于河滨，败之，斩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级，赴河死者五千余人，悉收所虏，振旅而归。^㊾

（二）四月：（石）勒西夷中郎将王胜袭杀并州刺史崔琨、上党内史王昚，以并州叛于勒。^㊿

（三）五月至六月：（刘）曜遣刘岳攻石生于洛阳，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卫精卒一万，济自盟津。镇东呼延谟率荆、司之众自崤渑而东。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克之，斩获五千余级，进围石生于金墉。石季龙率步骑四万入自成皋关，岳陈兵以待之。战于洛西，岳师败绩，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龙遂堑栅列围，遏绝内外。岳众饥甚，杀马食之。季龙又败呼延谟，斩之。曜亲率军援岳，季龙率骑三万来距。曜前军刘黑大败季龙将石聪于八特坂。曜次于金谷，夜无故大惊，军中溃散，乃退如渑池。夜中又惊，士卒奔溃，遂归长安。季龙执刘岳及其将王腾等八十余人，并氐羌三千余人，送于襄国，坑士卒一万六千。曜至自渑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⁵¹⁾

其中，三月的启衅者仍是后赵，然而若考虑到地理因素，则二赵的年初之战似乎原因并不单纯。石他所在的雁门郡治在今山西北部的代县西南、汉赵上郡治今陕西韩城市一带，⁽⁵²⁾两地直线距离约450公里，若考虑到实际道里的迂曲，相距只会更远。同时后赵据有并州的大部，雁门以南的太原、平阳二郡距离上郡显然更近，石他不待联络南部，径以六千五百兵力绕远奔袭千里之外的上郡，似乎表明羌酋盆句除原来当依附于后赵、在上郡和雁门之间的黄河河曲中部游牧，此年之初受汉赵策反署为安国将军、北羌王，始率部落、畜产席卷西进。从石他追及上郡时“俘三千余落，获牛马羊百余万”来看，其所携去之人畜过于庞大，故虽变起仓猝，亦不得不穷追不舍以挽回损失。刘曜此后凭借地主之利轻易地击灭石他所部，悉收所虏而归，适可以说明此种隐情。至次月，石勒并州的太原、上党诸郡自内外叛，说明中部边界线上汉赵施加的军事、政治压力也在进一步扩大。五月以后，刘曜又遣宗室刘岳以精锐宿卫向南境的豫州深入，⁽⁵³⁾一度围困勒将石生于金墉。此时石勒方意识到战局严峻，遣石虎率主力援救。刘曜重演击败石他的故智，也亲出救援，但在战局总体平顺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夜无故大惊，军中溃散，乃退如渑池。夜中又惊，士卒奔溃，遂归长安”的状况，导致刘岳等人因无援而战败，作为汉赵政权军事支柱的大量匈奴兵也遭到坑杀。此役汉赵军主力在前线的多次自溃均不见于以往刘曜的记录，军人或即受到四年前刘均解谶之说的影响，其在客观上促成了刘氏“咢酉小衰”的“自我实现”。⁽⁵⁴⁾

而此役过后，“咢酉小衰”既已发覆，谶语中的困嚣/子年（戊子 328）、赤奋若/丑年（己丑 329）更日益地化为悬在汉赵政权之上的警钟。《晋书》之《艺术·台产传》：“台产，字国俊，上洛人，汉侍中崇之后也。少专京氏《易》，善图谶、秘纬、天文、洛书、风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学，尤善望气、占候、推步之术。隐居商洛南山……刘曜时灾异特甚，命公卿各举博识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刘均举产”。⁽⁵⁵⁾又《刘曜载记》记此年之败后下文即作：“武功豕生犬，上邽马生牛，及诸妖变不可胜记。曜命其公卿各举博识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刘均举参军台产”。⁽⁵⁶⁾看来所谓“刘曜时灾异特甚”，专指光初八年以后的情况。台产本人恰为此时改任大司空的刘均所举，又颇有一点意味。史谓刘曜“引见东堂，访以政事。产流涕歔欷，具陈灾变之祸，政化之阙，辞旨谅直，曜改容礼之，即拜博士祭酒、谏议大夫，领太史令。其后所言皆验，曜弥重之，岁中三迁，历位尚书、光禄大夫、太子少师，位特进”。⁽⁵⁷⁾台产是否对刘曜陈说过针对谶语的禳灾之法，我们不得而知。检看光初八年至十一年（328）七月前的汉赵史料，能够看到刘曜在重新补充兵员和重塑统治权威方面的努力，其在实施中均受到一定的阻力。其一为：

　　曜自还长安，愤恚发病，至是疾瘳，曲赦长安殊死已下……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干者为亲御郎，被甲乘铠马，动止自随，以充折冲之任。尚书郝述、都水使者支当等固谏，曜大怒，鸩而杀之。⁽⁵⁸⁾

从地望和姓氏来看，尚书郝述可能出自卢水胡郝氏，都水使者支当可能出自月支胡支氏。⁽⁵⁹⁾二人谏辞想来不出反对帝王盘游的范畴，但其本心大概是为阻止匈奴吸收自身族群的兵源。亲御郎成军后不久，适逢前凉张骏“闻曜军为石氏所败，乃去曜官号……遣金城太守张阆及枹罕护军辛晏、将军韩璞等率众数万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诸郡。曜遣刘胤率步骑四万击之，夹洮相持七十余日。冠军呼延那鸡率亲御郎二千骑，绝其运路。胤济师逼之，璞军大溃，奔还凉州”，⁽⁶⁰⁾已表明其重要性。故此刘曜当日罕见地将二人秘密杀害，实质上应有一种立威儆众的意图。除此事外，与石勒进行决战前不久，刘曜又曾感一梦而付外详议：

　　咸和三年（按：即光初十一年，328），夜梦三人金面丹唇，东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迹。旦召公卿已下议之，朝臣咸贺，以为吉祥，惟太史令任义进曰：“三者，历运统之极也。东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为兑位，物衰落也。唇丹不言，事之毕也。逡巡揖让，退舍之道也。为之拜者，屈伏于人也。履迹而行，慎不出疆也。东井，秦分也。五车，赵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丧师，留败赵地。远至三年，近七百日，其应不远。愿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惧，于是躬亲二郊，饰缮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复百姓租税之半。⁽⁶¹⁾

太史令任义之解的“东井”“五车”事实上在刘曜的梦境中全不出现，读者如果没有注意光初四年的刘均解谶，势必至此一头雾水。多出的东井、五车诸句，应是联系和沿袭七年前刘均之解并作出的进一步推断。从刘曜之后的祭神施惠诸举来看，玉石谶灾异说客观上对其统治地位的稳定已经构成了相当的威胁。

需要注意的是，玉石谶中的咢酉/酉年节点原是由刘曜先行策动、经历一系列的战役后而主动“自我实现”的。困嚣/子年节点距此三年，石勒在击败汉赵后长期不犯其界，却正待三年后的光初十一年七月遣“中山公虎帅众四万自轵关西入，击赵河东。应之者五十余县，遂进攻蒲阪”，⁽⁶²⁾当可表明后赵也意识到并开始利用敌国谣谶的舆论威力。对此刘曜被迫反击，在战胜石虎、乘胜东向、围困洛阳后，最终引来了石勒亲临的战略决战。史书通常指摘刘曜在洛阳决战中落败的主因是由于其人的昏聩，如称：“赵主曜专与嬖臣饮博，不抚士卒；左右或谏，曜怒，以为妖言，斩之。”⁽⁶³⁾又如曜败后被俘往后赵，时“北苑市三老孙机上礼，求见曜，勒许之。机进酒于曜曰：‘仆谷王，关右称帝皇。当持重，保土疆。轻用兵，败洛阳。’……勒闻之，凄然改容曰：‘亡国之人，足令老叟数之’”。⁽⁶⁴⁾实则所谓“妖言”，自可推测其内容与玉石谶不无关系；而“轻用兵”则由于玉石谶在三个时间节点上并未给出明确的主语，刘曜还可尝试努力一胜以改变谶语的解释倾向、重夺话语权。只不过由于刘氏最终的丧败，其中的细节与实质便付之于史官千篇一律的书写模式了。诚然，随着“咢酉”“困嚣”年谶语的逐次实现，名实俱损的汉赵政权至“赤奋若”之年再也无力承担政治和社会的恐慌，当时太子刘“熙及刘胤、刘咸等议西保秦州，尚书胡勋曰：‘今虽丧主，国尚全完，将士情一，未有离叛，可共并力距险，走未晚也。’胤不从，怒其沮众，斩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刘厚、刘策皆捐镇奔之，关中扰乱”。⁽⁶⁵⁾对于刘曜势力的兴灭无常，唐代史官也曾发出过带着疑问的感怀：“曜则天资虓勇，运偶时艰……天之所厌，人事以之。骇战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岂石氏之兴欤？何不支之甚也！”⁽⁶⁶⁾汉赵在最终面对后赵进攻时的土崩瓦解，固然存在着国力差距的因素，然而玉石谶的影响当然是不应被忽略的。可以说自其出现以后，刘、石之争的历史脉络便有意无意地均围绕着它而展开，直至谶中所示旧的历史阶段的完全终结、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本文讨论的刘曜光初四年玉石谶事件以及此后的刘、石之争，实质上涉及汉赵的建国理念、谶语解释权的竞争、谶语在早期中古社会的影响及其自我实现这三大因素。玉石谶的造作者和以祥瑞解谶的“群臣”本意应当是为了迎合与宣扬刘曜灭晋建赵的政治合法性，并通过设置可同时对应时间、空间分野的后半部分谶言，暗示汉赵将逐渐击败其主要对手后赵，乃至完成天下秩序的一统。同时又由于谶语模棱两可的特性，致使以中书监刘均为代表、对时政有所不满的“少数派”从某些特定意涵出发，对其作出了完全相反的灾异型释读。尽管刘均在文末总结玉石谶的出现是“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纵为嘉祥，尚愿陛下夕惕以答之”，其初衷大概仅仅出于规谏。但此说一经流播以后，其发展已非始作俑者能够完全掌控，故此汉赵先是在光初八年、后赵继而在光初十一年与十二年均有意识地出动军队相互攻击，以主动地使其中的预言获得有利于己方的“自我实现”。可以设想，即便没有玉石谶事件的发生，刘、石之间也必然会最终对决而分出胜负，但其中的发展脉络恐怕就不会如此地流于机械和近于“巧合”。从这个意义上看，汉赵玉石谶事件本身就是谶纬因素如何影响早期中古社会的一个经典案例。同时也正是因为围绕着这一中心展开调查，我们才得以对刘氏汉赵在政治领域上的自我言说和二赵间的战略竞争与抉择有了较之以往更为丰富的理解。